张俊水师巡弋东海、剿灭海寇、兵临博多的“炮舰外交”，在倭国激起了远超预期的连锁反应。
镰仓幕府最初的妥协与承诺，仅仅是迫于眼前军事压力的权宜之计。
然而，随着宋军舰队带来的震撼逐渐沉淀，以及南宋通过后续外交渠道持续施加影响，倭国内部的政治天平，开始发生更加深刻而有利于南宋的倾斜。
南宋方面，在张俊返航汇报后，太上皇赵构与太子赵玮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进一步扩大战果、将倭国纳入以宋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绝佳机会。
倭国不同于高丽，历史上从未正式向中原王朝称臣（隋唐时期日本虽曾遣使，但国书措辞力求平等，甚至有过“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争议），更多是以一种对等或学习者的姿态进行交往。
若能迫使或诱使倭国以“称臣纳贡”的形式重新确立与宋的关系，其政治象征意义和实际利益，都将无比巨大。
于是，一套组合拳随之打出：
持续外交施压与利益诱导：
南宋通过仍在博多活动的商人、僧侣以及官方保留的联络渠道，向镰仓幕府及九州有影响力的守护、豪商传递明确信息：
1. 重申要求：继续要求幕府切实履行清剿海盗、管束沿海的承诺，并将此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前提。
2. 展示前景：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如果倭国愿意以“藩属”之礼对待大宋，将获得巨大好处：
大规模扩大贸易：南宋将官方特许更多倭国商船来华贸易，并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倭国急需的铜钱、丝绸、瓷器、药材、书籍等，将获得稳定供应。
技术支持：南宋可以有限度地提供一些农业、手工业技术，帮助倭国改善生产。
文化尊荣：南宋朝廷将册封倭国“国王”，赐予印绶、冠服，承认其统治合法性，这能极大提升幕府在国内及东亚的国际声望。
安全承诺：暗示在倭国遭受外来威胁时，南宋可作为“天朝上国”给予一定的道义支持，甚至有限的海上策应。
3. 暗示威胁：同时也不忘提醒，南宋水师随时可以再次来访。如果倭国态度消极，甚至暗中继续纵容海盗，那么不仅贸易会中断，宋倭之间可能“发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利用倭国内部矛盾：
此时镰仓幕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执权北条氏与皇室、公家，以及各地守护、地头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
一些地处西部、依赖对宋贸易的九州豪强、博多商人集团，是迫切希望恢复和扩大对宋贸易的。
他们向幕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善对宋关系。
而幕府内部的一些务实派，也看到与南宋交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
相反，一些思想保守、主张锁国、或与海盗有牵连的势力，则持反对态度。
南宋的策略，巧妙地支持和鼓励了亲宋、盼贸易的势力。
等待与酝酿：
南宋没有急于求成，而是保持着耐心，持续通过贸易杠杆和政治喊话，施加影响。
时间一点点过去，倭寇活动因宋军的打击和幕府的管束确实有所减少，但九州等地期待的对宋贸易繁荣却并未完全实现，因为南宋“尚未完全认可幕府的态度”。
这种“制裁”效果，逐渐显现。
终于，在经过近一年的权衡、内部博弈和与南宋的秘密磋商后，镰仓幕府做出了决定。
一方面，持续打击海盗确实符合其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巨大的贸易利益和政治诱惑难以抗拒；再者，南宋水师的威慑实实在在。
不如顺水推舟，以较低的姿态，换取最大的实惠。
绍兴四十七年春，镰仓幕府以“日本国”名义，正式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遣宋使团。
使团的正使是幕府信任的重臣，副使包括熟悉宋事的学者、僧人，以及博多豪商的代表。使团携带了精心准备的“贡品”和国书。
国书的措辞，经过精心雕琢，虽然依旧保留了部分日本式的自尊，但整体语气极为恭顺，明确承认南宋皇帝为“皇帝陛下”，自称“日本国王臣某”，对之前倭寇为患表示“下国管束不严，致有奸民为祸上国海疆，惶恐无地”，请求“皇帝陛下恕罪”，并承诺“永绝此弊”。
国书中正式请求“重修旧好，再续贡聘之礼”，并希望得到南宋皇帝的册封和贸易许可。
贡品的丰厚程度，远超以往，显示了十足的诚意：包括大量的金、银、砂金、珍珠、玛瑙；精美的倭刀、铠甲、扇子、屏风等工艺品；珍贵的木材、硫磺；以及俳优（艺人）、工匠等。
其中，硫磺的大量进贡，尤其受到南宋的重视。
使团乘船抵达明州，受到了南宋方面高规格的接待。
虽然不及鼎盛时期大唐对遣唐使的礼遇，但也足够隆重。
使团被护送至临安。
在临安，太上皇赵构和太子赵玮给予了使团正式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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