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犁-高昌防线日趋稳固，大军整训、屯田、工事修筑等事务步入正轨，尤其是电报线的铺设、石油勘探等专项事务有序推进，岳云的目光，投向了另一项同样重要、却更为基础、更具长远意义的工作——彻底摸清这片新复之地的每一寸山河，每一处关隘，每一片草场，每一道水源。
于是，一项浩大而系统的工程悄然启动：编撰《西域地理志》。
此项动议，源于赵构自西征伊始便反复强调的理念：“欲治其地，先知其地。山川形胜、道里远近、水草丰瘠、户口多寡、风俗物产，乃至人心向背，皆需了然于胸。不可做睁眼瞎，更不能依赖道听途说之旧闻。”
赵构甚至“随口”提及了汉武帝派张骞“凿空”、唐太宗命玄奘撰《大唐西域记》等事，其意不言自明。
帅府东侧，原本一处存放杂物的宽敞库房，已被清理出来，挂上了“地理志编纂所”的木牌。
这里，如今成了整个西域舆地情报汇集、整理、考辨、绘制的核心。
负责人是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目光却炯炯有神的老者——范宗尹。
他并非寻常文吏，而是曾供职于枢密院职方馆、精通奥地、堪舆、测绘，更对前朝西域史料、佛道典籍、乃至波斯、大食地理着作都有涉猎的博学之士。
此番被岳云特意从后方调来，专司此事。
编纂所内，全然不同于寻常衙署的安静。
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墨汁、颜料，以及羊皮、草叶、甚至泥土的混合气息。
巨大的木桌上，摊开着各种地图、文书、笔记。
墙壁上，悬挂着数幅正在绘制中的巨大素绢地图，墨线勾勒出山川河流的雏形，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蝇头小楷。
十几名从军中、地方选拔出的通晓文字、略通算术、且能吃苦耐劳的文吏、画工，以及数名通晓突厥语、回鹘语、波斯语甚至少量阿拉伯语的“通事”，正在范宗尹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他们的资料，来源极为庞杂：
军事侦察记录： 这是最新鲜、最直接，也往往最精确的一手资料。
游奕军、踏白军、背嵬军乃至各军斥候，每一次侦察、巡逻、出击，除了军事目标，都被要求尽可能记录沿途地形、水源、道路状况、隘口宽度、植被类型、是否有可供大队人马通行的道路、何处可设伏、何处宜扎营等。
这些记录，或写在特制的硬纸卡片上，或由识字军官口述、文书记录，如今都汇总到这里，被分类、誊抄、核对。
缴获与搜集的古籍、地图： 从高昌回鹘王宫、别失八里西辽旧官署、乃至沿途攻克的城堡、寺院中，搜集到的前朝关于西域的残卷、碑拓、佛经附注的地志片段，以及波斯、粟特商人使用的商路图、甚至一些明显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地图。
这些资料往往残缺不全，年代混乱，甚至谬误百出，但其中也隐藏着珍贵的信息。
范宗尹正带着几个精通古文和多种语言的助手，小心翼翼地辨认、比对、考订。
实地勘察报告： 由岳云特批，从军中及随军民夫中抽调懂得测量、计算的“算法生”，组成数支小型勘察队，在斥候或当地向导的保护下，对关键区域进行更专业的测量。
他们使用罗盘、矩尺、测绳，测量重要关隘的精确宽度、山道坡度、河流宽度与深度、估算湖泊面积，并采集沿途的土壤、岩石、植物样本。这些样本和测量数据，被仔细封存、标注，送回编纂所。
访问记录： 这是了解“活的地理”和人文情报的关键。
文吏们会系统性地访问归附的部落头人、有经验的商队首领、当地的长者、猎人、采玉人、甚至俘虏中熟悉地理的西辽旧吏。
询问的问题细致入微：从伊犁河谷哪个山口春天雪融最晚、夏季何处蚊蚋最盛、秋季何处牧草最丰美，到塔里木盆地边缘某处古城废墟的传说、天山某条隐秘小道的具体走法、某处绿洲的水源是否含碱、某种特殊矿产的大致方位……这些口述资料，被详细记录，并与其它来源进行交叉验证。
屯田与后勤记录： 杨再兴的伊犁都督府、高昌回鹘协助的屯田点，提供了关于可垦荒地面积、土壤肥力、灌溉条件、气候物候、适宜农作物等宝贵的一手农事地理资料。
后勤司的转运记录，则精确记载了各条道路的实际通行能力、驿站距离、沿途补给点状况、不同季节的运输耗时等。
此刻，范宗尹正站在一幅绘制中的“天山北路山川道里详图”前，眉头微皱，手持数份来自不同来源的记录，仔细比对。
“王校尉，你游奕军上月探查博罗科努山南麓，记录说山口宽三十丈，可并行五骑，两侧山崖陡峭，多碎石，夏季午后有山风，甚疾。
而这份从高昌商人处得来的旧图，标注此山口宽仅十丈，车马难行。还有这份，是访问当地一老猎人所得，言山口宽窄不一，最窄处确仅容双马，但前行二里，有一山坳开阔，可容数百人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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