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的秋天，色彩浓烈得像打翻的调色盘，查尔斯河畔的枫叶燃烧着层层叠叠的红与金。但对于初到哈佛的瑞丞而言，这令人惊叹的景致只是背景板。他正被一种更庞大、更精密的“色彩”所吞噬——那是弦论中多维蜷曲空间的抽象几何，是超对称粒子在数学上的优雅舞蹈，也是他新导师，那位以思想锐利和要求严苛着称的艾弗里教授，抛给他的第一个真正的研究课题：在某种特定的弦真空背景下，计算早期宇宙原初引力波谱的可能修正。
课题的前沿性和难度令人兴奋，也令人望而生畏。艾弗里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籍和预印本，讨论时语速极快，思维跳跃，常常从一个复杂的拓扑概念瞬间切换到宇宙学观测的最新限制。瑞丞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能跟上，课后还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消化。他的作息迅速调整为典型的“博士牲”模式：公寓、物理系大楼、图书馆、咖啡机，四点一线。凌晨离开时，看着笼罩在寂静中的哈佛园那些古老的红色砖楼，他偶尔会恍惚，想起国内大学校园里不同的夜色，想起苏诺此刻可能在做什么——她那边，应该是下午。
他们的联系，被十二小时的时差和各自巨大的工作量，挤压成屏幕上碎片化的字符和偶尔跨越太平洋的音频波动。通常是在瑞丞的深夜、苏诺的中午，或者瑞丞的清晨、苏诺的傍晚，两人才能短暂地同步在线。
对话内容高度浓缩。瑞丞会拍下白板上令他头痛的方程式：「这个紧致流形的模空间稳定性条件，和暴涨子势能的关系，导师提了一下，但没细说，文献也找不到直接对应的。」苏诺可能正在处理一组新的光谱数据，回复简短：「听起来像是需要先做模空间的几何分析，再映射到场论参数空间？我这会儿在处理发射线比值，星系际介质污染比预想严重。」他们不再能深入讨论对方问题的具体细节，因为彼此的领域已经分叉到需要各自多年深耕才能理解核心技术的程度。但仅仅是抛出问题、陈述困境这个过程本身，就成为一种独特的倾诉和减压。他们依然是彼此最安全的“树洞”，可以坦诚地展示自己的困惑、无力，甚至偶尔闪过的自我怀疑，而无需担心被评判为“不够优秀”。
“感觉怎么样？压力大吗？”一次视频时，苏诺看着屏幕那端瑞丞眼中掩饰不住的疲惫，轻声问。她刚结束与陈老师的一次讨论，关于她博士课题的开题方向——利用JWST和国内即将建成的某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的协同观测，研究近邻星系中恒星形成反馈的精细物理过程。方向很吸引人，但也意味着海量的多波段数据融合和复杂的流体动力学模拟，挑战巨大。
“很大。”瑞丞揉了揉眉心，苦笑，“艾弗里教授上星期随口提到一篇三十年前的弦论论文，说里面的某个技巧可能对我的问题有启发。我花了三天才找到那篇纸版论文，又是两天才勉强读懂一半。感觉自己像个刚刚学会爬的婴儿，被扔进了奥林匹克赛场。”他顿了顿，看着苏诺，“你呢？开题还顺利吗？”
“陈老师给了很大的自由度，也指出了很多潜在的坑。感觉像是站在一片富矿前，但需要自己从头打造挖掘工具。”苏诺说，“我们好像都进了‘新手村’的困难模式。”
两人隔着屏幕，相视苦笑，笑容里有对彼此处境的了然，也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慰藉。
除了学术压力，异国生活的琐碎挑战也无处不在。瑞丞需要适应不同的教学风格、学术社交礼仪（比如如何在一群侃侃而谈的博士后和访问学者中得体地提问），甚至是如何在超市里辨认那些琳琅满目的奶酪和酱料。孤独感在深夜里最为尖锐，尤其是当他从繁重的推导中暂时抽身，望着公寓窗外陌生的街道和灯火时。这时，他会点开手机里存着的照片——有高中天文台的，有观星坡的，更多的是苏诺的各种瞬间：戴着星形胸针在图书馆看书的侧影，在圣安德鲁斯海边被风吹乱头发的笑脸，还有毕业典礼上明媚的笑容。这些影像，和他手指上那两枚并排的指环一样，是连接过往与当下、抵御孤独侵蚀的锚点。
苏诺在国内的博士生活同样不轻松。陈老师给予充分信任和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期望和更大的责任。她需要独立构思研究方案，协调观测时间申请，学习新的模拟软件，还要带两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忙碌让她几乎没有时间去感受“孤独”，但有时在深夜处理完邮件，看着窗外沉寂的校园，一种深刻的“思念”会悄然弥漫。不是黏腻的依赖，而是想知道，此刻太平洋彼岸的他，是否也刚刚关掉电脑，是否也在望着月亮——哪怕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夜空。
他们约定，每个月至少有一次“长谈”，不聊具体工作，只分享生活里细微的感触：瑞丞描述查尔斯河上划赛艇的学生，吐槽美国咖啡的寡淡；苏诺说起食堂新来的川菜师傅，抱怨北京突然的沙尘天。他们也交换阅读偶得：瑞丞读到某位哲学家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思考，苏诺看到一首将宇宙膨胀比作记忆褪色的诗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交流，像细小的溪流，维持着他们情感世界的湿度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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