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没事了！还在外部行动！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让苏清越多日来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内外联动，局面正在逆转。
“谢谢您，陈律师。也请转告周维和吴厅长，我这里，顶得住。” 苏清越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会见结束。苏清越回到监室，心潮澎湃。证据链的伪造环节已经被抓住尾巴，刘芳这个关键证人被保护起来并即将对质，周维在外虎视眈眈……反击的序幕，已经由外而内，悄然拉开。
但她也深知，对手绝不会坐以待毙。张恒、赵卫国，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在遭受如此重击后，必然会疯狂反扑。明天的对质，绝不会一帆风顺。
她需要为明天做好万全准备。她开始在心里一遍遍模拟与刘芳对话的场景，预判对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恐惧、犹豫、甚至再次翻供），并思考如何用最清晰、最有力的问题引导出真相，同时避免刺激刘芳或被对手抓住把柄。
夜晚，她睡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和反复推演中度过。
第二天上午，天气阴沉。苏清越被带到一间比普通谈话室更宽敞、设备更齐全的特别谈话室。房间中间是一张长条桌，一侧坐着工作组的三名代表（检、警、政法委各一），以及陈佩文律师。另一侧，坐着刘芳，她身边也有一名指派的援助律师和一名女工作人员（可能是心理辅导员或保护人员）。苏清越被安排坐在长桌的一端，与刘芳斜向相对。
刘芳穿着干净的囚服，头发梳得整齐，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放在腿上，指节发白。她始终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身体微微颤抖。
气氛凝重。
主持对质的是那位最高检的检察官。“今天，依照法律规定和工作组决定，就苏清越涉嫌教唆伪证案及相关事实，组织当事人苏清越与证人刘芳进行一次当面核实。请双方保持冷静，如实陈述。苏清越，你可以向刘芳提问，问题需经工作组审核，不得含有诱导、威胁或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刘芳，你有权回答问题，也有权保持沉默或由律师代为回答。明白吗？”
“明白。” 苏清越平静道。
刘芳幅度极小地点了点头，嘴唇紧闭。
苏清越看向刘芳，目光平和但专注：“刘芳，第一个问题：上月十五日，你是否在工行江A支行，为王洪生的洪生建筑公司提取了五十万美元现金，号码段B至B？”
问题直接、具体，基于已知证据。
刘芳身体一颤，头埋得更低，沉默。
她的律师轻声提醒：“刘芳，如实回答。”
过了好几秒，刘芳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是。”
“取出现金后，你是否直接将现金交给了名为王志的男子，或者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苏清越问出关键。
刘芳猛地摇头，幅度很大：“没有！没有！我取了钱，按照张……张副处长的电话指示，把钱送到城西物流区的一个仓库，交给了那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说是‘公司临时存放点’！”
“张副处长？是张为民吗？”工作组检察官追问。
“……是。”刘芳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他是我表哥……他让我进的公司，我……我不敢不听他的……”
“他后来有没有再就这笔现金找过你？或者让你做其他事？”苏清越继续。
“有……过了几天，他把我叫去，很凶，说公司账目有问题，说我经手的钱少了，还说……还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就让我去坐牢，还要让我妈在医院待不下去……”刘芳开始抽泣，“他让我……让我在警察问的时候，说是把现金交给了王志，送到了你办公室……还给了我一份写好的‘经过’，让我背下来……”
“你之前给看守所写的翻供笔录，说是受我教唆，那是真的吗？”苏清越问出最核心的问题。
“不是！不是真的！”刘芳突然抬起头，满脸是泪，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一种豁出去的激动，“是赵主任……还有看守所的人，他们把我关在小黑屋里，不停问我，吓唬我，说不按他们说的写，就要加重判我，还要让我永远见不到我妈……那份笔录，是他们写好了让我抄的！我……我没办法啊！” 她崩溃地哭出声来。
真相，伴随着泪水与恐惧，终于冲破桎梏，暴露在阳光之下。
工作组成员迅速记录，陈佩文律师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锐光。
苏清越没有再追问。她知道，这些已经足够。张为民的胁迫，赵卫国的逼供，现金的真实流向，伪证的制造过程……刘芳的证词，结合银行和仓库的监控，构成了击碎诬陷的第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
对质结束后，刘芳被工作人员搀扶离开，情绪几乎失控。工作组检察官对苏清越点了点头：“你的问题很关键。今天的情况，我们会详细记录并立即核查。”
苏清越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刘芳的当庭翻供（虽然是在谈话室），势必引发对手最激烈的反弹。张恒、赵卫国等人，此刻恐怕已如热锅上的蚂蚁。
她走回监室的路上，感觉脚步轻快了许多。尽管前路依然艰险，但笼罩在头顶最厚的那片乌云，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正透进来。
反击的序曲已经奏响，正曲即将到来。而她的角色，将从困守待援的囚徒，逐渐转向主动进攻的斗士。下一次走出这扇铁门时，或许，就是走向法庭，走向那场决定命运的“绝地反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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