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坤从来就不是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人物。他的信条简单粗暴：有仇当场报，隔夜都嫌迟。
慈善夜宴次日，正月初六，上午九点。
浅水湾别墅的书房里，阳光透过玻璃在红木书桌上投下斑驳光影。靓坤坐在宽大的皮椅里，手里把玩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冷得像维港冬日的海水。
他拿起桌上那部厚重的大哥大，拨通了第一个号码。
“中杰，是我。”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
“坤哥，早。”电话那头，王忠杰的声音清醒而恭谨。
“周大福珠宝，油尖旺区所有门店。”靓坤顿了顿，吐字清晰，“今天，我要他们开不了工。”
没有解释，没有理由，只有简洁到冷酷的指令。
王中杰甚至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明白，坤哥。油尖旺这边我先动，其他区的兄弟我立刻联系。”
“动静不用太大，”靓坤补充道，语气淡然，“规矩点，站着就行。让客人不敢进门就好。”
“懂了。”
挂断这个，靓坤的手指在通讯录上滑动，接连拨出七八个号码。每一个通话都简短得可怕：
“斌哥，是我。周大福的场子，派点兄弟过去‘捧捧场’。”
“大D哥，找些兄弟去周大福门口‘晒太阳’。”
“太子哥，周大福今天需要点‘人气’。”
“十三妹，让你姑娘们‘路过’周大福的时候‘休息休息’。”
每一个接到电话的人，都是香港各个社团有头有脸的扛把子。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因为电话那头是靓坤——一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从旺角打仔变成坐拥数亿身家、手眼通天的人物。他的面子，就是理由。
上午十点半，尖沙咀弥敦道，周大福旗舰店。
店铺刚开门不久，几个店员正在擦拭橱窗，整理柜台。忽然，街道对面、两侧巷口，开始三三两两地出现一些身影。
起初只是几个人，蹲在路边抽烟，眼神飘忽。接着是十几个，聚在公交站台旁聊天，声音不大，但不时爆出粗口和哄笑。然后是几十个——穿着花衬衫、紧身背心、牛仔裤，纹身从领口蔓延到手背，眼神不善的年轻男人，像潮水一样无声地汇聚过来。
他们没有堵门，没有喧哗，甚至没有正眼看店铺。但他们就在那里，或站或蹲，抽烟、吐痰、用粗鄙的语言大声谈论着女人和赌马，目光时不时扫过店门。那股无形的、属于街头暴力的压迫感，如同阴云般笼罩了整条街道。
原本想进店看看的客人，远远看见这阵仗，立刻绕道而行。提着购物袋的游客加快脚步，本地妇人皱眉拉着孩子离开。不过二十分钟，整段街道以周大福为中心，形成了一片诡异的“真空区”。
巡警很快赶到。两名军装警员皱着眉头走过来：“喂，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散开散开！”
一个蹲在路沿的小弟抬起头，露出无辜的表情：“阿sir，我们在等朋友啊，这里不能站人吗？”
另一个靠在灯柱上的寸头青年叼着烟，懒洋洋地说：“公共地方嘛，我们在这里吹吹水都不行？又没闹事，又没打架。”
警员语塞。香港法律确实没有规定不准在街上聚集——只要他们不阻塞交通、不制造骚乱。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群人是来干什么的。
“别搞事啊！”警员只能警告一句，悻悻离开。
同样的场景，在同一时间，在全港十八区的每一间周大福珠宝店门口上演。油麻地、铜锣湾、旺角、中环、荃湾、观塘……不同社团、不同堂口的小弟们，像是接到了统一的指令，默契地执行着同一项任务：无声地包围，沉默地威慑。
上午十一点，郑裕彤接到第一个门店经理的紧急电话时，正在深水湾家中与家人饮早茶。
“郑生，不好了！店外面来了好多古惑仔，客人都不敢进门了！”
郑裕彤皱眉：“报警啊！”
“报了，警察来了也没用。他们不闹事，就在外面站着……可谁敢进来啊？”
接下来的半小时，郑裕彤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港所有分店的经理都在哭诉同一件事：店铺被围，生意归零。
“他妈的！”郑裕彤摔了茶杯，脸色铁青，“我郑裕彤什么时候得罪这些黑社会了？！”
他自问在江湖上也算会做人，每年该打点的打点，该给面子的给面子。周大福能在香港稳稳扎根，靠的不仅是珠宝品质，更是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今天这阵仗，分明是有人要整他，而且是要往死里整！
他开始疯狂打电话，找关系，问缘由。警界的朋友支支吾吾，只说“上面有压力”；商界的朋友欲言又止，暗示“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几个相熟的社团中人，干脆电话都不接。
就在郑裕彤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昨晚同样参加了慈善晚宴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郑生，昨晚……你那个外甥周永昌，是不是跟洪兴的靓坤……有点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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