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坤从来就不是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人物。他的信条简单粗暴:有仇当场报,隔夜都嫌迟。
慈善夜宴次日,正月初六,上午九点。
浅水湾别墅的书房里,阳光透过玻璃在红木书桌上投下斑驳光影。靓坤坐在宽大的皮椅里,手里把玩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冷得像维港冬日的海水。
他拿起桌上那部厚重的大哥大,拨通了第一个号码。
“中杰,是我。”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
“坤哥,早。”电话那头,王忠杰的声音清醒而恭谨。
“周大福珠宝,油尖旺区所有门店。”靓坤顿了顿,吐字清晰,“今天,我要他们开不了工。”
没有解释,没有理由,只有简洁到冷酷的指令。
王中杰甚至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明白,坤哥。油尖旺这边我先动,其他区的兄弟我立刻联系。”
“动静不用太大,”靓坤补充道,语气淡然,“规矩点,站着就行。让客人不敢进门就好。”
“懂了。”
挂断这个,靓坤的手指在通讯录上滑动,接连拨出七八个号码。每一个通话都简短得可怕:
“斌哥,是我。周大福的场子,派点兄弟过去‘捧捧场’。”
“大D哥,找些兄弟去周大福门口‘晒太阳’。”
“太子哥,周大福今天需要点‘人气’。”
“十三妹,让你姑娘们‘路过’周大福的时候‘休息休息’。”
每一个接到电话的人,都是香港各个社团有头有脸的扛把子。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因为电话那头是靓坤——一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从旺角打仔变成坐拥数亿身家、手眼通天的人物。他的面子,就是理由。
上午十点半,尖沙咀弥敦道,周大福旗舰店。
店铺刚开门不久,几个店员正在擦拭橱窗,整理柜台。忽然,街道对面、两侧巷口,开始三三两两地出现一些身影。
起初只是几个人,蹲在路边抽烟,眼神飘忽。接着是十几个,聚在公交站台旁聊天,声音不大,但不时爆出粗口和哄笑。然后是几十个——穿着花衬衫、紧身背心、牛仔裤,纹身从领口蔓延到手背,眼神不善的年轻男人,像潮水一样无声地汇聚过来。
他们没有堵门,没有喧哗,甚至没有正眼看店铺。但他们就在那里,或站或蹲,抽烟、吐痰、用粗鄙的语言大声谈论着女人和赌马,目光时不时扫过店门。那股无形的、属于街头暴力的压迫感,如同阴云般笼罩了整条街道。
原本想进店看看的客人,远远看见这阵仗,立刻绕道而行。提着购物袋的游客加快脚步,本地妇人皱眉拉着孩子离开。不过二十分钟,整段街道以周大福为中心,形成了一片诡异的“真空区”。
巡警很快赶到。两名军装警员皱着眉头走过来:“喂,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散开散开!”
一个蹲在路沿的小弟抬起头,露出无辜的表情:“阿sir,我们在等朋友啊,这里不能站人吗?”
另一个靠在灯柱上的寸头青年叼着烟,懒洋洋地说:“公共地方嘛,我们在这里吹吹水都不行?又没闹事,又没打架。”
警员语塞。香港法律确实没有规定不准在街上聚集——只要他们不阻塞交通、不制造骚乱。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群人是来干什么的。
“别搞事啊!”警员只能警告一句,悻悻离开。
同样的场景,在同一时间,在全港十八区的每一间周大福珠宝店门口上演。油麻地、铜锣湾、旺角、中环、荃湾、观塘……不同社团、不同堂口的小弟们,像是接到了统一的指令,默契地执行着同一项任务:无声地包围,沉默地威慑。
上午十一点,郑裕彤接到第一个门店经理的紧急电话时,正在深水湾家中与家人饮早茶。
“郑生,不好了!店外面来了好多古惑仔,客人都不敢进门了!”
郑裕彤皱眉:“报警啊!”
“报了,警察来了也没用。他们不闹事,就在外面站着……可谁敢进来啊?”
接下来的半小时,郑裕彤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港所有分店的经理都在哭诉同一件事:店铺被围,生意归零。
“他妈的!”郑裕彤摔了茶杯,脸色铁青,“我郑裕彤什么时候得罪这些黑社会了?!”
他自问在江湖上也算会做人,每年该打点的打点,该给面子的给面子。周大福能在香港稳稳扎根,靠的不仅是珠宝品质,更是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今天这阵仗,分明是有人要整他,而且是要往死里整!
他开始疯狂打电话,找关系,问缘由。警界的朋友支支吾吾,只说“上面有压力”;商界的朋友欲言又止,暗示“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几个相熟的社团中人,干脆电话都不接。
就在郑裕彤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昨晚同样参加了慈善晚宴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郑生,昨晚……你那个外甥周永昌,是不是跟洪兴的靓坤……有点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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