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别跟我扯犊子，是法条不够硬，还是刀剑不够利？”
在这里，周天子成了吉祥物，诸侯们卷生卷死，思想家们吵成一团。
而维护秩序的手段，也从温情的“礼教”，变成了冰冷的“法条”和高效的“刀把子”！
一、治安总纲：从“我们讲礼”到“我跟你讲法”
这是一个旧秩序崩坏，新秩序在血与火中孕育的时代。
1、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说了不算了，各个诸侯国自己搞自己的一套。
这就导致了“国际社会”治安混乱，跨国犯罪（比如流寇）激增。
2、法家崛起，成为显学：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这些法家大佬们坚信：“人性本恶，唯有严刑峻法才能治世。”
他们搞出来的法律，一个字：狠！
两个字：实用！
3、全民皆兵与全民告密：为了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生存，各国普遍实行“耕战”政策。
老百姓平时种地，战时打仗。
同时，为了加强控制，“连坐”和“告奸”制度被广泛采用，邻居犯罪你不举报？
对不起，一起受罚！
【小课堂——剧情演绎】
想象你是一位战国时期的秦国农民。
你每天努力种地、打仗，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砍下敌人脑袋换爵位（“首功”制度）。
你不敢偷懒，因为会被罚为奴隶；你更不敢犯罪，因为商鞅的法律轻罪重罚，偷块马粪可能就要在脸上刻字。
你的邻居们也互相盯着，因为你一家犯罪，我们五家（“伍”）都要倒霉。
在这种“全员卷王+互相监督”的模式下，社会的确高效而稳定，但你活得就像一台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毫无隐私和温情可言。
二、执法天团：从礼官到酷吏的转变
各国的“执法队伍”专业化、暴力化倾向明显。
1、最高立法兼执行官：国君：尤其是那些变法图强的君主，如秦孝公、楚悼王，他们拥有绝对权威，是法律的最终源头。
2、专业法务团队：法家士子：李悝在魏国着《法经》，商鞅在秦国搞“徙木立信”，申不害在韩国讲“术”。
这些人是“国家法治系统总工程师”，负责设计最“好用”的法律。
3、冷酷执行者：地方官吏：他们不再是温文尔雅的礼官，而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和考核指标（KPI）办事的“酷吏”。
完成抓捕和定罪指标，才能升官发财。
【吐槽区——剧情演绎】
周朝罪犯：“大人，我熟读《周礼》啊！”
春秋战国罪犯：“大人，我熟读《秦律》……等等，这条法律是上个月刚颁布的？！”
同样是求饶，前者打感情牌，后者发现法律更新速度比OTA还快，彻底绝望。
三、法律依据：从铸刑鼎到睡虎地秦简
法律开始从贵族的秘密玩具，变成公开的、成文的国家标准。
1、郑国“铸刑鼎”：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
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大事！贵族们哀嚎：“老百姓知道了法律，就不怕我们了！”
但这标志着“秘密法”向“成文法”的伟大进步。
2、魏国《法经》：李悝整理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
它把《盗法》、《贼法》放在开头，说明当时“侵犯财产”和“危害人身”是最主要的犯罪，是各国重点打击对象。
3、秦国《秦律》：集法家之大成，以细致、严酷着称。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律事无巨细，从农业生产到牛马管理，都有规定，堪称“古代版《管理百科全书+刑法典》”。
四、常见犯罪行为：在乱世中精准作死
在春秋战国，以下行为属于“赶着投胎”：
1、头号重罪：叛国与战时违纪。在战场上退缩、投敌，处罚极重，通常是死刑，而且可能株连家族。
2、二号重罪：杀人伤人（贼）与偷盗抢劫（盗）。
李悝《法经》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打击“盗贼”是法律核心。
3、三号重罪：逃避赋税与兵役。
这在全民耕战的背景下，是动摇国本的大罪。
4、四号重罪：议论朝政。
尤其是在秦国，“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禁止老百姓聚众议论国家大事。
5、五号重罪：经济犯罪。
比如私铸钱币、度量衡作弊等，影响国家经济秩序。
六、刑罚大全：脑洞大开的“创意”处罚
这个时代的刑罚，在继承“五刑”的基础上，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和“富有创意”。
1、主流套餐升级版：奴隶制五刑继续广泛使用，而且规模宏大。
齐国因受刖刑的人太多，出现了“屦贱踊贵”（假脚比鞋还贵）的奇观。
2、新兴“网红”刑罚：
——连坐：一人犯罪，亲友、邻居、同事跟着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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