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协议墨迹未干,云龙县上空却并未迎来预期的平静。纸面上的数字,终究无法填平失去亲人的裂谷,也无法立刻治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尊严。当官方的“协调”与“安抚”试图为这场灾难画上句点时,一股源自生命本能、混杂着巨大悲怆与不屈怒火的抗争力量,正从那些沉默已久的矿工家属中间,如同地底的岩浆,蓄势待发,寻求着最原始,也最决绝的爆发。
领到赔偿金的那个晚上,张秀兰没有睡。她坐在炕沿,看着桌上那张存折,又抬头望着墙上王二狗憨厚的遗像。屋子里空荡荡的,孩子的啜泣声刚从隔壁房间平息下去。赔偿金不少,足以让她和孩子、婆婆在未来数年里衣食无忧。可这笔用丈夫性命换来的钱,握在手里,却烫得她心头发慌。
官方的结论是“责任事故,依法赔偿”,矿上换了领导,几个“责任人”被控制。一切都似乎被“妥善处理”了。可张秀兰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二狗的死,难道就只是赔钱这么简单?那些明明知道井下有危险却还逼着他们下井的人,那些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想着瞒报的人,他们的良心,能用钱抵吗?二狗的一条命,就只值这堆数字?
她想起白天地里干活时,听到村里几个长舌妇嘀咕:“秀兰家这下可发财了,一辈子不用愁了。”那语气,刺得她耳朵生疼。她不要这种“发财”!她只要二狗活着,哪怕穷一辈子!
夜深人静,她翻出二狗生前一件磨破了领口的工作服,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泪水无声地滴落在蓝色的粗布上,裂开一片深色的痕迹。这沉默的针线,缝补的不是衣服,是她破碎的心,也像是在串联着某种无声的抗议。她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呐喊:不能就这样算了!
李老四的身体稍微好转,便再也坐不住了。那笔赔偿金和医疗保障,并未消除他心头的巨石。每当夜深人静,井下那恐怖的轰鸣、工友绝望的呼救声便会在他耳边回荡。更让他寝食难安的是,矿上虽然停产整顿,但据说新的管理团队已经在活动,试图尽快通过验收,恢复生产。
“他们还想接着干!还想让更多的人下去送死!”李老四对着来看望他的几个老矿工,激动地咳嗽着,“鉴定所的事儿是查了,可根子呢?根子没断!只要还能挣钱,他们就敢再把安全当儿戏!”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每天清晨,当天边刚泛起鱼肚白,他便拖着病体,搬个小马扎,坐到已经封闭的红星煤矿主井口附近的山坡上。手里拿着一个生锈的铁皮喇叭,也不怎么喊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望着那深不见底的井口。
他的身影,成了矿区一个无声的象征。有矿工上下班经过,会默默地看他一眼;有家属来祭奠,会在他身边停留片刻。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但一种悲壮而坚定的氛围,开始以李老四为中心,悄然凝聚。他什么都不说,却又仿佛什么都说了。那沉默的守望,是对亡魂的告慰,更是对生者良知的拷问,是对试图掩盖和遗忘的势力,最倔强的示威。
张秀兰的沉默与李老四的守望,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很快,更多的遇难者家属和重伤矿工家属开始行动起来。她们大多是女人,头上缠着白色的孝布,或是手臂上戴着黑纱。她们不再满足于等待官方的通知和解释,开始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起初,只是在某家的院子里,互相倾诉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未来的迷茫。渐渐地,话题转向了共同的疑问和愤怒:
“为什么明明有隐患还要下井?”
“为什么出了事第一反应是瞒报?”
“除了赔钱,那些责任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吗?”
“怎么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一种集体的意识开始觉醒。她们意识到,个人的哭泣和哀求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团结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才有可能争取到 beyond 金钱赔偿的、更深层次的公正——那就是真相、问责和预防。
在一位读过几年夜校、相对有主见的寡妇牵头下,她们决定写一份联名信,不,是“诉状”!她们要越过云龙县,直接向市里、向省里、向联合调查指挥部表达她们的诉求。不会写华丽的辞藻,就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亲人是如何死的,写下事故后遭遇的隐瞒与欺骗,写下她们对安全监管的质疑,对责任人严厉惩处的渴望,以及对建立真正有效预防机制的强烈呼吁。
诉状写好了,文字笨拙,却字字泣血。然后,她们做了一件极其震撼的事——所有愿意参与的家属,轮流在上面按下了鲜红的手印。那不是普通的印泥,有人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用血按了上去;有人找不到印泥,便用了写春联剩下的红纸颜料。一个个鲜红的手印,密密麻麻,触目惊心,仿佛一个个冤魂无声的呐喊,又像是生者用生命留下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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