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的抗争与林寒的承诺，如同在云龙县凝滞的空气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久违的光照了进来。
然而，当事件从悲情的街头请愿转入庄严肃穆的司法程序时，人们才发现，通往正义的道路并非坦途，它布满法律的荆棘、程序的迷宫，以及更为隐秘的人为障碍。
正义，仿佛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虽然方向明确，却走得异常缓慢，慢到让等待的人们在希望与失望的反复煎熬中，渐渐耗尽了心力。
红星煤矿责任事故案的庭审，在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法庭外，依旧聚集着不少不肯离去的家属和闻讯赶来的媒体。张秀兰、李老四等人作为证人，被允许进入法庭。
庭审过程，严谨、冗长，甚至有些枯燥。公诉人宣读着厚叠的起诉书，列举着王友贵等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瞒报事故罪、行贿罪等多项罪名。
辩护律师则引经据典，在一些技术细节和责任划分上反复纠缠，试图为王友贵等人减轻罪责。
张秀兰坐在证人席上，听着那些冰冷的法律术语和复杂的专业分析，感觉像是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当公诉人展示井下惨状的照片时，她浑身颤抖，几乎晕厥。
而当辩护律师质疑某个证据的合法性，或者强调王友贵“也曾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时，她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头顶，恨不得冲上去质问：“贡献？我男人的命算不算贡献？！”
李老四出庭作证，讲述事故经过和后续被威胁利诱的遭遇。面对辩护律师咄咄逼人的追问，他这个不善言辞的汉子，急得满头大汗，咳嗽不止，有些细节因为紧张和病痛，表达得不够流畅。
他看到被告席上王友贵那偶尔瞥过来的、带着一丝若有若无冷笑的眼神，心中充满了屈辱和无力感。在这里，他的痛苦和恐惧，似乎被拆解成了需要严格证明的法律要件。
法庭，追求的是程序正义，是法律真实。但对于这些亲身经历了炼狱的家属和伤者而言，每一分钟的辩论，每一次对证据的质疑，都像是在他们未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他们渴望的，是酣畅淋漓的审判，是恶人立刻伏法的快意恩仇，而不是这缓慢、克制，甚至显得有些“冷漠”的法律流程。
更让林寒和专案组警惕的是，庭审之外，暗流并未停止涌动。王友贵等人多年经营的关系网络，并未因其被羁押而彻底瘫痪。
周海洋团队监测到，仍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暗中接触部分关键证人或其家属，试图以“补偿”、“安排工作”等条件，诱使他们改变证词或保持沉默。虽然大部分人都顶住了压力，但这种无形的骚扰，给本就脆弱的证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同时，一股为王友贵等人“鸣冤叫屈”的暗流，也开始在云龙县乃至临州市的某些小圈子里悄然传播。
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开始出现，诸如“王友贵是能吏，功大于过”、“煤矿出事是意外，不能全怪个人”、“严惩会寒了企业家的心，影响经济发展”等等。
这些论调背后，隐约可见某些与王友贵利益攸关的地方官员或商界人物的影子。
甚至，有匿名信寄到了省里某些部门，捕风捉影地“反映”联合调查指挥部在云龙县“工作方式粗暴”、“干扰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办案带有预设立场”。
这些盘外招，目的明确，就是要混淆视听，给司法审判施加压力，试图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至少是拖延审判进程。
林寒对此心知肚明，他指示周海洋，一方面要加强保护证人，固定证据链，不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对这些背后的暗流保持高度警惕，收集相关线索，准备在合适时机予以回击。
对李老四而言，正义的迟到，更有着生命倒计时的残酷意味。
他的尘肺病在持续恶化，肺部纤维化区域不断扩大，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医生私下告诉周海洋，按照这个速度，如果得不到更有效的治疗（可能需要肺移植），他的生存期可能不超过两年。
他每天最关心的，除了庭审消息，就是自己的身体指标。那笔赔偿金，在巨额的医疗费用面前，显得如此捉襟见肘。
他害怕，害怕等不到王友贵被严惩的那一天，害怕自己带着满腔的怨恨和看不到正义实现的遗憾离开人世。
夜里，他常常因呼吸窘迫而惊醒，坐在床上，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妻子在一旁偷偷抹泪，却不敢出声打扰他。他有时会拉着妻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得撑着……我得亲眼看着……看着那些王八蛋……得到报应……”
他的等待，是与死神的赛跑，是对生命韧性的终极考验。
张秀兰的生活，似乎因为赔偿金的到位而“回归正轨”。她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孩子也回到了学校。但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巨大的空虚和迷茫。
过去，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等待二狗下班、操持家务、照顾老小。虽然清苦，但心里是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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