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细节藏着深意：“播厥百谷”的“百谷”并非虚指。周原遗址的炭化作物遗存经鉴定，有粟、黍、麦、豆等12种作物，而《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九谷”实为“多种作物”的代称。为何要种这么多？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农田土壤检测给出答案：公田中心区土壤肥力高（含磷量1.2%），种需肥多的麦；外围土壤肥力低（含磷量0.7%），种耐贫瘠的粟。这种“因土选种”的智慧，正是“既硕”的保障——《大田》的“百谷”，本质是公田资源的“优化配置规矩”。
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私田的资源优先级与制度伦理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四句，是全诗最富争议的地方——有人说它体现了“公田优先”的剥削性，却忽略了背后“先公后私”的制度伦理：公田是“全村的粮仓”，供祭祀、纳贡、救济之用，若公田歉收，私田再丰也难安稳。这种伦理不仅写在诗里，更刻在土地的布局上。
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西周农田遗迹，清晰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中心30亩地土壤黑而黏，富含腐殖质（经检测有机质含量3.2%），且布满青铜农具的耕作痕迹，这便是公田；外围200亩地土壤黄而松，有机质含量仅1.5%，多为石质农具痕迹，是私田。更关键的是，遗址中的灌溉渠走向——主渠从洹水引来，先流经公田中心，再分支流向外围私田，与《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水流顺序”完全一致。这不是巧合：西周《遂人》制度规定“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遂”“沟”“洫”都是灌溉渠，而渠的修建原则是“先中心后外围”——公田先得水，私田后分润，这是写在土地上的“规矩”。
这种“优先级”还体现在耕作时间上。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卫鼎”铭文载“三月，治公田；四月，治私田”——三月是播种关键期，必须集中人力耕公田；四月公田种完了，才能去管私田。第三节里伯夏“开春往私田撒公田黑土”，其实也是这种伦理的延续：公田的土肥，私田用了能增产，但前提是“公田先种好”。去年公田遭虫灾，伯夏把私田粟子挪给公田，婆娘说“公田不丰，私田难稳”，这话与《大田》的“雨我公田”本质相通——公私田从来不是“对立”，而是“公田为基，私田为枝”的依存关系。
就连祭祀祈雨，也透着“先公后私”的规矩。周原遗址凤雏甲组基址出土的甲骨卜辞“癸巳卜，求年于公田，三羊三豕”，而私田祈雨的卜辞仅见“求年于私，一羊”——祭品规格差了三倍。这与第三节祭祀“带公田新土一捧，私田陈穗一束”的细节呼应：公田祭品是“新土”（鲜活的希望），私田是“陈穗”（过往的收成），轻重分明里，藏的是“公田重于私田”的集体共识。
四、“曾孙来止，田畯至喜”：监督奖惩与协作的制度保障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的田间场景，看似温情，实则是公田协作的“监督奖惩体系”在运行。“曾孙”（周天子）的巡视、“田畯”（管理者）的“喜”，背后是对协作效率的严格考核，而考古发现的器物与铭文，正揭开了这套体系的“运行密码”。
先看“曾孙来止”的巡视功能。陕西眉县出土的“逨盘”铭文载“王省东国，至于南亩，观稼”，与《大田》“曾孙来止”完全对应。周天子巡视绝非“走过场”：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田车”（王室田猎/巡视用车），车轮间距固定为1.4米（合西周六尺），恰好与公田“径”（田间小路）的宽度吻合——连巡视路线都按“井田制”规划好了，车辙压在哪片田垄，便知哪片田是重点检查区。更关键的是“观稼”的标准：“逨盘”铭文续载“禾长三尺，乃喜”——西周一尺22厘米，“三尺”即66厘米，庄稼长到这个高度才算“长势合格”，这与《大田》“既硕”的产量要求形成联动：长得不够高，便难有“十秭”的收成。
“田畯至喜”的“喜”，则是奖惩的信号。西周对公田管理者“田畯”的考核，核心是“协作规模”与“农时效率”。“师旗鼎”铭文载“田畯失期，罚铜三百锊”（三百锊约15公斤），反过来说，若协作高效、农时无误，田畯便能获赏——《大田》的“至喜”，实为“获赏”的隐性表达。怎么考核“协作规模”？周原遗址云塘制骨作坊周边的农田遗迹，发现28处同时期的耒耜耕作痕迹，分布范围6000平方米，经测算需120人同时劳作——这正是“耦耕”的规模：120人即60“耦”，按《周礼》“五耦为队”，恰是12“队”，属标准协作单位。田畯只需清点“耦数”，便知是否“足额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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