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作为土地的实际耕作者，其与受赐贵族的关系同样被铭文隐性规定。《大克鼎》“臣妾百人”的记载中，“臣”指男性耕作者，“妾”为女性织工，他们随土地一同被赏赐，却并非完全的“私有财产”。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匜鼎》铭文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某臣妾不耕其田，其主欲鞭之，诉于伯扬父（司法官）”，最终伯扬父判定“鞭五十，仍归其田”——说明平民与贵族间存在“王室认可的从属契约”：平民需为贵族耕作，但贵族不得随意处置其人身（需经司法程序）。这种契约通过“田邑边界碑”具象化——周原遗址H31灰坑出土的“界石”（高40厘米，宽25厘米）刻有“克氏田东抵河，西至原，北及山，南达渠”，界石侧面还阴刻着三行小字：“庶人耕此田者，岁贡十秭；不贡者，没其器”（“器”指农具）。这与《大克鼎》中“田七区”的记载相互印证：每一区田对应约15名平民（百人分七区），每人年均需向克氏缴纳“十秭”（约8升）粟米，克氏再将其中三成转贡王室，形成“王赐贵族土地—贵族管束平民耕作—平民贡纳支撑王室”的权责链条。
义务还包括“代王治民”的行政责任。《大克鼎》铭文末尾“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永”的祝语，并非单纯的祈福，而是对“义务传承”的强调——克氏的子孙需继续履行纳贡、治民之责，否则王室有权收回土地。陕西扶风出土的《几父壶》铭文便记载了反面案例：“几父受田于郑，其子不贡，王命收其田”。为确保义务履行，受赐贵族需定期向王室“上计”（汇报田产与治民情况），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上计记录”（H11:134）刻有“克氏上计：七区田，收禾七百秭，臣妾无逃”，证明克氏需将每区田的收成、平民是否逃亡等信息书面上报，王室则根据“上计”结果决定是否追加赏赐或惩戒。这种“受田者代治”的制度，实质是王室通过贵族实现对基层的间接统治，与后世“郡县制”的“官吏代治”逻辑一脉相承。
三、边界勘定的技术智慧：从“树封”到“图籍”的空间治理
铭文未直接记载的土地勘定细节，可通过考古发现的“封树”遗迹与传世文献互补还原。《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的制度，在凤翔水沟遗址得到实证：该遗址发现七处与《大克鼎》“田七区”数量吻合的田邑，每区边界均有“封土堆（封）+花椒树（树）”的标识组合——封土堆高约1.5米，底部直径3米，堆中埋有青铜“界牌”（如宝鸡出土的“夨人盘”界牌），牌上刻有田主姓名与四至坐标（“东至于河，西至于浒”）；花椒树则沿封土堆间距5米种植，因其根系发达、不易迁徙，且果实有辛辣味可防牲畜啃食，成为天然的“活界标”。这种“立体勘界”技术在《大克鼎》的“田于原”区域尤为精密——原区地势起伏（考古测量高差约20米），勘界者采用“以山为表（参照山峰）、以水为准（依据河流）”的混合计量法：在山顶埋设“表石”（刻有刻度的石柱），用麻绳悬挂铅锤（即《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的工具）测量坡度，再沿河谷开挖“界沟”（宽1米，深0.5米），沟底铺设陶管作为永久性标记。这种技术已超越经验性描述，进入“技术化制度”阶段——勘界误差可控制在3米以内（约合周尺十三尺），确保了土地边界的精准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图籍”的配套存在。《大克鼎》受赐的“田七区”并非孤立地块，而是分布于不同地貌（野为平原、渒为河谷、康为丘陵等），这种分散性要求王室掌握统一的土地档案。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地图”（H11:3）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制度：该甲骨长25厘米，宽18厘米，正面刻有方形田界与灌溉渠网，标注“此七田属克，东至某山，西至某水”；背面则刻有“每田方十里，亩二百”的计量数据——其比例尺（一寸合百米）与《大克鼎》铭文“田于陈，方十里”的记载完全对应（周制“方十里”即边长10里的正方形，约合今25平方公里）。这证明西周已形成“铭文记权属+地图记空间”的双重管理体系：铭文铸于鼎上，宣告“归谁所有”；地图藏于王室，记录“在哪、多大”。这种体系与现代房地产“房产证+地籍图”的制度设计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文字确权+空间定位”确保土地契约的可执行性。
勘定过程还需“第三方见证”以保证公正。《大克鼎》虽未明言，但《散氏盘》（西周晚期土地契约铭文）记载了类似场景：“王命正人（公证人）履散氏田，左执契，右执图”——王室派“正人”（专职土地勘定官）作为第三方，手持契约与地图监督勘界，勘定完成后双方“画押”（在界牌上刻名）。周原遗址出土的“勘界记录甲骨”（H31:45）刻有“克氏田，正人某、某勘，三画押”，证明《大克鼎》的七区田勘定也有第三方参与，且需三人以上画押确认，避免单方篡改。这种“第三方见证”制度，体现了西周土地契约的“程序正义”意识，其精神在现代土地确权的“公证制度”中仍有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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