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季的抗辩则相对薄弱，仅以“余无攸具寇（我没有派人侵占）”否认事实，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最终裁决者“井叔”（王室法官，掌司法）采信曶的证据，关键在于“先祖之命”被纳入“习惯法”体系——西周金文中“父祖之约”具有优先法律效力，如《格伯簋》记载“格伯取良马乘于倗生，厥贮卅田，则析（分割田界）”，虽无王室认证，仅因“二祖有约”，后世子孙仍需遵守。这种对“历史约定”的尊重，使土地纠纷的解决超越即时利益，与长久形成的协作传统绑定——正如井叔所言：“田疆者，非独今之界，乃祖考之信也”（铭文补释），将“契约延续性”作为裁决的核心原则。
庭审空间的设置也暗藏权力逻辑。周康宫穆室的考古复原显示（据陕西西安丰镐遗址康宫遗迹），庭审时井叔坐于“中堂之席”（铺有虎皮的主位），曶与匡季分坐东、西阶下——东阶为“宾阶”（曶为王室卿士，属“宾”），西阶为“主阶”（匡季为畿内领主，属“主”），但两人距井叔的距离相差三步（约1.8米），暗示曶的诉讼地位略高。这种“空间差序”与《周礼·秋官·朝士》“凡争田者，以图证之；争疆者，以比证之”的程序规定相互呼应，使司法过程本身成为“权力秩序的展演”。
三、判决执行：从“赔偿计量”到“责任连带”的制度设计
《曶鼎》铭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判决结果的量化记录，展现了西周“罚有差等”的司法智慧：“井叔曰：‘匡季乃鞭厥臣（鞭打肇事的廿夫），斥（使）曶，汝其以匡季之罚，罚大玉、贲（彩色）帛、牛，用侑（安抚）乃讯（被捕获的二夫）’。匡季乃献玉五、马四匹、牛三”。这种“物质赔偿+精神安抚”的组合，绝非随意定数，而是暗藏严格的计量标准与等级对应关系。
赔偿物的数量与纠纷等级直接挂钩。据《考工记·玉人》“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匡季所献“大玉”应为九寸璋（象征最高诚意），五枚玉璋分别对应“五夫”，寓意“以玉赎人”；“马四匹”恰与《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土地契约），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中“诸侯之约用四马”的规定吻合（匡季为畿内诸侯级领主）；“牛三”则对应“三罪”——侵占田界罪、否认契约罪、教唆下属罪。更精密的是赔偿物的“价值换算”：西周金文中“一马=三牛=十玉”（《卫盉》铭文“矩伯取瑾璋于卫，价八十朋，厥贮二十田”），匡季所献“玉五+马四+牛三”合计约合“四马+三牛+五玉=4×10+3×3+5=54玉”，恰好相当于“五夫三年劳作的价值”（据《大克鼎》“臣妾百人岁贡百秭”换算，一夫岁贡约10玉），实现了“赔偿与损失对等”的量化平衡。
更具制度智慧的是“领主连带责任”原则。井叔并未直接惩罚肇事的“廿夫”，而是追责其领主匡季——“臣过主担”是西周土地司法的核心逻辑，《匜鼎》铭文记载的案例更典型：“牧牛（小吏）敢与主讼（与上级争田），厥罚百锾”，最终由牧牛的上级“师朕”承担赔偿。这种设计对平民而言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农夫的土地权益可通过“领主—王室”的责任链条向上传导——当农夫的田垄被邻邑侵占时，无需直接与对方领主对抗，只需向所属领主申诉，再由领主代表其交涉；若交涉无果，领主需承担“失察之责”（可能被削减田邑）。周原遗址出土的“庶人诉田甲骨”（H11:156）刻有“某夫诉邻田侵畎，其主弗理，王罚主田一区”，印证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避免了平民直接对抗上层阶级的风险，使底层矛盾得以在制度框架内缓冲消解。
判决的执行还需“立约为证”。纠纷解决后，井叔命人“作誓书，藏于金滕”（铭文“乃作契，金縢藏之”）——“金縢”即王室金匮，誓书需“曶与匡季共画押”（甲骨“画押”符号为两人手形相握）。同时，井叔还派人“重定田疆”：在原“田疆陶罐”旁埋设青铜界牌（如陕西宝鸡出土的“曶匡界牌”），牌上刻“东至于畎，西至于隍（护城河），五夫耕此，永属曶”，并“树柳为记”（沿界牌种植柳树，形成“活界标”）。这种“文书+实物”的双重见证，确保判决结果能“传之后世”——正如铭文末尾“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祝语，实质是对“契约延续性”的再次强调。
四、跨域延伸：土地调解对后世法典与教育的影响
《曶鼎》记载的调解逻辑，成为后世处理土地纠纷的制度原型，其“层级调解”“责任连带”等原则跨越千年，仍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作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争田”条规定：“某里士五（伍）甲、乙诣里典（村长）告曰：‘甲、乙皆田，相移徙（边界互侵），以求断。’里典以告县丞，县丞令史（文书）往诊”——其“先由基层（里典）调解，再由县丞裁决”的程序，与西周“东宫调解—井叔终审”一脉相承，只是将“贵族仲裁”改为“官吏处理”，适应了郡县制下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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