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将这种制度推向巅峰，形成“兵农器具换算体系”，连材料用量都精确到“件”。甘肃居延汉简“甲渠候官兵器簿”（编号E.P.T52:143）记载：“铁耒三百二十，可改矛百六十；铁锄二百四十，可改戟八十。”2:1的换算比例并非随意设定——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耒戟复合器”显示，将耒改戟需拆除耒齿、加装侧刃，恰好两件耒的材料可熔铸一件戟的侧刃（经冶金分析，汉代农具铁含碳量0.2%，兵器需0.6%，通过二次熔炼增碳，两件农具铁可提纯出一件兵器铁的用量；且耒齿的铁料恰好够打造戟的侧刃，耒柄可直接用作戟柄）。更精妙的是“功能切换机关”：该复合器柄端有铜质活环，松开后耒尖可旋转90度，原本向前的耒刃转为横向，与新增的侧刃形成“十字戟”形态；活环上刻有“止”“转”二字，对应两种状态，转动时会发出“咔”的声响（铜环与木柄的卡槽设计），即使在昏暗环境中也能快速切换。这种设计与《泛胜之书》“春耒夏戟，转环而用，不费工力”的记载完全吻合。
东汉《四民月令》甚至将转换时间精确到节气：“清明后十日，可改耒为矛（此时农忙暂歇，需备夏防）；立秋前五日，复改矛为耒（秋收将至，战事暂休）。”书中还记载了“转换验收标准”：“改矛必试刺（刺穿三寸厚木板为合格），复耒必试耕（耕深五寸为合格）”，并规定“县尉亲验，不合格者罚庸三日”（罚三天劳役）。这种与农事节律同步的兵器转换，体现了“不违农时”与“常备不懈”的平衡——清明后十日，冬小麦进入灌浆期，需防备游牧民族趁农忙侵扰；立秋前五日，秋粮即将成熟，需集中人力收割，此时将兵器改回农具，既不耽误生产，又能让农夫在劳作中保持对工具的熟悉度。
制度层面的“兵农合一”，更让这种器具互化有了坚实支撑，从“器物对应”升级为“制度绑定”。西周井田制下，每家受田百亩，同时承担“一兵一戈”的军备义务——《周礼·夏官·司马》“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的记载，与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裘卫盉”铭文“受田五田，执戈五”形成对应（五田即五百亩，对应五户，需配备五件戈）；且授田时会“授耒兼授戈范”（铸造戈的模具），让农户自家就能完成耒戈转换。战国秦国的“上计制度”中，地方官需同时上报“耒数”与“兵数”，湖北里耶秦简“迁陵吏志”记载：“田官耒千二百，可备兵六百，当戍卒三百。”明确将农具数量与兵役人数挂钩——六百件兵器对应三百名戍卒（每人配两件兵器），而千二百件耒恰好是三百户农夫的标配（每户四件耒）。
这种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在《商君书·农战》中说得直白：“利农则国富，利战则兵强，利农战则天下无敌。”农具与兵器的互化，正是“利农战”的物质载体——农户无需额外购买兵器（改耒即可），国家无需专门建造兵器作坊（农具作坊可兼用），甚至连兵器维护都由农户在农闲时完成（《秦律·工律》“农闲治兵器，如治耒耜”）。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还记载：“失耒者如失兵，罚二甲；改耒不如式者，罚一甲”，将农具管理与兵器管理同等对待，进一步强化了“耒即兵”的制度认知。
对比同时期其他文明，更能凸显这种智慧的独特性——它用“共享”替代“专属”，大幅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农具多为木石质地（尼罗河三角洲土壤松软，无需金属农具），兵器则是青铜铸造（需进口锡矿），二者分属不同生产体系：农民一辈子用木耒，士兵专用青铜矛，导致兵器储备成本极高（拉美西斯二世军队的青铜矛仅够装备1/3士兵）；古希腊的“重装步兵”需自备青铜甲胄与长矛（一套装备价值相当于5头牛），农具与兵器完全割裂，导致军事成为贵族特权（只有贵族买得起装备），平民只能当轻装步兵，军队战斗力受限。
而中国早期文明通过“耒耜为兵”的设计，让农耕与军事共享一套资源体系：农民无需额外负担兵器成本（改耒成本仅为造新矛的1/10），国家无需专门储备军备（平时藏兵于耒，战时集中改造），只需通过制度规范实现“农时为耒，战时为兵”的转换。这种“低成本防御”模式，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升华为战略思想：“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这里的“取用”不仅指粮草，更包括将敌方农具转化为己方兵器的智慧——考古发现的战国“燕下都兵器窖藏”中，就有20%的戈是用赵国农具改造的（戈上保留赵国农具的“左廪”铭文），印证了“因敌取用”的实战应用。
这种传统甚至渗透到民间生活的细节中，成为“百姓自保”的本能智慧。清代《授时通考》收录的《农具谱》记载，南方稻作区的“耘荡”（一种水田除草工具）“柄长五尺，铁头宽三寸，可改作短枪，刃锐如锥——去其平刃，锻为尖锋，柄端装铁箍防裂”；北方旱作区的“镢头”则“柄长四尺，铁刃厚二分，战时反握为锤，可破甲——刃背锻厚至五分，装横木为护手”。书中还附有多幅“改造示意图”，标注“锻点”“钻孔位”等关键细节，可见这是民间世代相传的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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