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广西金田村的农民正是用这类改造农具组成“圣兵”，《贼情汇纂》记载其“耒矛相间，锄戟杂陈，虽无成式，然挥斥有序”——金田村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耒改矛”实物：耒尖被锻打成三棱形，柄端加装了横木护手，铁刃上还保留着耕作时的磨损痕，却在尖端留有刺穿铁甲的凹陷（经检测，凹陷处铁硬度达HV500，是改造时局部淬火的结果）。直到近代，湖南农民运动中，梭镖（由耒尖加装长柄而成）仍是主要武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特别提到“梭镖队”的威力：“梭镖多于步枪，农民持之，如臂使指”，实则是“耒耜为兵”传统在现代的延续——梭镖的铁头就是耒尖的简化版，长柄与耒柄共用一套木工标准，连握持姿势都与用耒翻土一致，农民上手即会。
从殷墟玉耒的象征意义（用玉的贵重强调“耒即权力符号”），到秦简律法的制度规范（用条文固定“改耒为兵”的标准），再到近代农民的实战应用（用经验延续“工具互化”的智慧），“耒耜为兵”的演变轨迹，本质是农耕文明对“生存与安全”双重需求的智慧应答。它用最经济的资源配置，同时满足生产与防御功能——就像耒的刃部既能翻土又能刺敌，农耕与军事也在这套体系中实现了“一刃两用”。让“农本”与“兵略”像双螺旋的两条链，彼此缠绕又相互支撑——这种将日常工具转化为防御武器的规矩，恰是中华文明“守正出奇”的生动注脚：守的是“农为本”的生存根基，出的是“兵为用”的安全智慧，二者缺一不可，才撑得起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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