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德五年地契”（现藏苏州博物馆）：地契为宣纸材质，长40厘米、宽20厘米，墨笔书写字迹工整，具备元代地契的典型形制特征，内容分为“产权说明、经界关联、典卖条款”三部分。其中“经界关联”部分明确记载：“今有田二亩，坐落吴县太平乡第三都，经界册编号：吴字第三百二十五号，四至、亩步与经界册同（东抵钱某田，西至河，南接张某田，北邻陆某田，长三丈六尺，宽二丈八尺，合二亩），今典与赵某，典期五年，典价纹银十两，每年典息银五钱，到期可赎，若逾期不赎，田归赵某所有”，并特别注明“若有纠纷，以经界册为凭，听经界会调解”。地契尾部除了业主、典主签字画押，还附有“经界册摘抄”——将经界册中该田块的核心信息（编号、四至、亩步）转录于地契，形成“册—契”互证；同时钤有“吴县太平乡经界会印”，证明经界会对典卖行为的认可，进一步强化了产权的稳定性。
- 江西景德镇元代“田界碑”与“经界会章程碑”：田界碑为青石材质，高1.8米、宽0.9米，现存于景德镇陶瓷馆，碑文中刻有“经界既定，田各有主，敢有越界耕种、私移界石者，罚米五石，充入义仓；若因越界引发斗殴，加罚米三石，送官究治”，这是民间基于经界法自发制定的惩戒规矩，补充了官方制度的执行细节。碑文末刻有“里正王某、耆老李某、业主代表张某、佃农代表陈某同立，大德三年十月”，说明经界法的落地依赖于“里正—耆老—业主—佃农”的多元协作体系，佃农代表的参与打破了宋代“地主主导”的格局，体现了元代“民间自治”的广泛性。此外，景德镇还出土了“经界会章程碑”，详细记载了经界会的组织架构：“经界会设会首一人，由业主公推；副会首二人，分别由耆老、佃农代表担任；下设丈量组（量田人三人）、调解组（邻里代表五人），每年九月召开全体会议，复核经界，处理纠纷”，章程还规定“会首任期三年，不得连任，若滥用职权，可由五名以上业主联名罢免”，展现了民间组织的规范化运作。
三、民间实践：“经界共同体”的多元形态与智慧创新
元代经界法的“民间自治”导向，催生了民间“经界共同体”的多样化形态，不同地区根据地域特征与土地类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地主、佃农、里正、耆老通过协作制定地方性规矩，进一步深化了土地私有化的实践：
- 江南平原地区的“经界会+宗族联动”模式：在苏州、松江等江南平原地区，土地集中、宗族势力较强，经界会与宗族组织深度融合，形成“以宗族为单位的经界管理体系”。《辍耕录·卷二十一》记载：“平江府吴县陆氏宗族，共有田产二百余亩，分散于三乡，族内成立‘宗族经界会’，由族长兼任会首，族内量田人负责丈量，宗族长老负责调解族内田界纠纷，丈量结果先在族内公示三日，无异议后再送县备案，此类宗族经界会模式在平江府属县较为普遍”。这种模式利用宗族的“血缘纽带”强化经界管理，减少了跨宗族纠纷，同时通过“族内互助”解决小农的丈量难题——如族内贫困佃农无力聘请量田人，宗族经界会可免费提供丈量服务，只需佃农在秋收后缴纳少量粮食作为补偿。此外，宗族还会将经界册与族谱结合，在族谱中“附田产图”，标注每块土地的经界信息与传承脉络，如“某田，经界册编号吴字第156号，为始祖所置，传至五世孙某，典与族叔某，典期三年”，实现“宗族传承—土地经界”的双重记录。
- 浙闽山区的“梯田经界”特殊实践：在浙江丽水、福建龙岩等山区，梯田层层叠叠，田块狭小且形状不规则，传统“方田”模式难以适用，民间衍生出“以水为界、按级丈量”的特殊经界规矩。《元一统志·福建道》记载：“龙岩州梯田，以灌溉水道为界，上田之水不得侵占下田；丈量时以‘级’为单位，每级梯田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坡度超过30度者，每亩按0.8亩折算税额”。当地经界会还发明了“梯田丈量木梯”——梯长与宋代1步相当，梯级高度为5寸，丈量时将木梯沿梯田坡度放置，通过梯级数量计算梯田高度，结合水平长度换算面积，解决了不规则梯田的丈量难题。此外，山区经界册还会特别标注“水源权属”，如“某梯田，水源来自后山泉水，与邻田共用，若因用水引发纠纷，以经界册记载的‘分水比例’为准”，将水资源管理纳入经界体系，适应了山区农业的特殊需求。
- 佃农“经界维权联盟”的兴起：与宋代相比，元代佃农在经界丈量中拥有更多话语权，部分地区的佃农还联合成立“经界维权联盟”，统一应对地主的不合理要求。《元典章·户部·农桑》中记载一则典型案例：“大德二年，杭州仁和县佃农二十余人，因地主钱某将‘荒田’（按规定税额每亩一斗）计入‘熟田’（税额每亩三斗），联合成立维权联盟，推选佃农赵某为盟主，收集经界册记录、邻里证言，向经界会申诉。经界会组织佃农代表与地主共同商量，采用联盟提供的‘荒田证据’（如土壤贫瘠、杂草丛生的现场记录），最终核减田亩一亩，租额恢复至每亩一斗”。维权联盟还会编写《佃农经界须知》，总结维权技巧，如“核对经界册与实际田块是否一致，查看土色标注是否符合实际，记录地主虚增田亩的证据”，并在农闲时组织培训，提升佃农的经界知识水平。部分联盟还与地方官员建立沟通渠道，定期反馈经界法执行中的问题，如“地主强迫佃农在虚假丈量记录上签字”，此类反馈推动杭州路总管府出台《佃农经界保护细则》，推动官方完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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