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的科举成绩，更是“惨不忍睹”。明代云南录取进士221人，只有苏州府的1/5；清代云南录取进士267人，还不如江南的一个吴县（300人）。很多边疆的平民子弟，一辈子都没见过“科举考场”，更别说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了——这就像今天的西藏、青海等地，虽然每年有“专项招生计划”，但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还是少数，大多数孩子只能在本地就业，阶层流动的空间很小。
三、双重变数：阶层固化与新贵崛起，财富如何撬动教育
除了地域间的资源鸿沟，同一地域内，教育资源的分配还因“权力”与“财富”的介入，衍生出阶层流动的新变数。
明清教育资源的地域失衡之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哪怕在同一个地区，教育资源也会被“权力”和“财富”重新分配，形成“科举世家垄断优质资源”和“商人子弟靠钱逆袭”的双重局面。这就像今天的教育：一方面，“官二代”“富二代”能通过“名校学区房”“一对一辅导”垄断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普通家庭如果“舍得花钱”，也能让孩子上辅导班、读私立学校，实现“弯道超车”。
（一）科举世家：权力绑定教育，阶层“代代相传”
江南的“科举世家”，比如昆山顾氏、常熟翁氏、常州庄氏，是“权力撬动教育”的典型。这些家族一旦有人考上进士、当上大官，就会利用权力和人脉，为家族子弟“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形成“官一代培养官二代，官二代培养官三代”的循环。
- 自建家塾：请最好的老师，教自家的孩子
昆山顾氏在明代出了个状元顾鼎臣，他当官后，就在家里建了“顾氏家塾”，聘请江南最有名的学者（比如明代的归有光）当老师，只教顾氏家族的子弟。家塾里不仅有藏书楼（藏书5万卷），还有“模拟考场”，让子弟提前适应科举考试。顾氏家族的子弟，从5岁就进家塾读书，每天学习10个小时，比普通私塾的学生努力得多——这就像今天的“豪门私立学校”，比如香港的哈罗公学，只收富豪和权贵的孩子，聘请名校毕业的老师，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
- 联姻互助：抱团垄断资源，互相提携
江南的科举世家，还会通过“联姻”来巩固教育资源。比如常熟翁氏和常州庄氏联姻，翁家的孩子可以去庄家的书院读书，庄家的孩子也可以用翁家的藏书；两家还会互相推荐老师，分享科举“押题技巧”。翁氏家族自清代翁心存起，翁同龢（光绪帝老师）、翁曾源等三代都是进士，而且都官至高位，就是因为“家族互助+资源垄断”——这就像今天的“圈子文化”，几个富裕家庭抱团，一起买学区房、一起请辅导老师，让孩子在“优质资源圈”里成长，确保不会落后。
这种“垄断”，让平民子弟很难竞争。比如清代江南的乡试（考举人的考试），每次录取100人，其中有30人是科举世家的子弟，平民子弟要和70%的人竞争剩下的70个名额——这就像今天的“名校自主招生”，很多名额被“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占据，普通学生只能“硬碰硬”拼分数。
（二）商人子弟：财富撬动教育，“商转儒”“儒转官”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徽商、晋商、粤商等商帮。这些商人虽然有钱，但社会地位低（“士农工商”，商人排最后），所以他们把“培养子弟读书”当成“提升社会地位”的最重要途径——用财富买教育资源，让孩子从“商人子弟”变成“读书人”，再通过科举变成“官员”，实现“商转儒”“儒转官”的阶层跨越。这就像今天的“暴发户”，赚了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学区房、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出国留学，希望孩子能“摆脱商人身份”，成为“精英阶层”。
- 捐资助学：买名额、请名师，像今天的“捐资助学费”
徽商在扬州经商，赚了钱之后，就捐钱给当地的书院，比如徽商汪应庚捐银5000两给扬州安定书院，条件是“书院要给徽商子弟留20个入学名额”；晋商在平遥、太谷等地创办“晋商私塾”，聘请江南的名师来教书，学费虽然贵（每年10两银子），但晋商子弟都能负担得起。比如晋商乔家的乔致庸，小时候就在乔家私塾读书，先生是江南的举人，教他读《论语》《孟子》和八股文，乔致庸虽然没考上科举，但他的儿子乔景俨考上了秀才，成为当地的士绅——这就像今天的“私立学校学费”，虽然很贵（每年几十万），但富裕家庭愿意花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 以商养儒：让孩子“不用赚钱，专心读书”
徽商、晋商大多实行“分家不分业”的制度：家族里一部分人经商赚钱，一部分人读书备考。比如徽商胡雪岩的家族，胡雪岩负责经商，他的弟弟胡雪亭负责读书，家里的生意收入，全部供胡雪亭读书——胡雪亭最后考上了举人，成为徽州的官员，胡雪岩也因为弟弟是官员，生意做得更大。这就像今天的“全职妈妈陪读”，一个家长赚钱，一个家长专门陪孩子读书、上辅导班，确保孩子能专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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