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氛围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江南的科举竞争力“碾压全国”。明代全国录取进士人，江南的江苏、浙江、安徽占了35%；清代全国录取进士人，江南占了32%。苏州府在清代出了26个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2%，其中有10个是平民出身——这就像今天的“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不是因为学生“天生聪明”，而是因为“资源集中+氛围浓厚+努力拼搏”，普通学生也能逆袭。
二、北方与边疆：资源匮乏的“教育洼地”，阶层流动的“窄门”
与江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直隶、山东、河南部分州县）和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广西）的教育状况。这里的教育资源不是“不够好”，而是“不够用”——私塾稀少、书院简陋、师资薄弱，平民子弟哪怕再努力，也很难获得像样的教育，阶层流动的通道比江南窄得多。这就像今天的中西部农村，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没有好学校、没有好老师、没有好资源”，想考上重点大学，要比东部城市的孩子难十倍。
（一）北方：经济薄弱拖后腿，教育“有心无力”
北方地区在明清时期，经济远不如江南：直隶（今河北）是政治中心，但农业“靠天吃饭”，经常闹旱灾、蝗灾；山东、河南虽然是农业大省，但赋税重，农民手里没多少钱，根本没钱办教育。
以直隶的保定府为例，清代中期，保定府下辖12个县，书院只有3所（保定莲池书院、清苑书院、满城书院），其中只有莲池书院是官办的，每年拨款500两银子，比苏州紫阳书院的2000两少了四分之三；私塾更是稀少，清苑县有20个村落，只有3所私塾，平均7个村才有1所，很多孩子要走十几里路才能上学。有个叫李二牛的孩子，家住保定府满城县的偏远乡村，家里种着3亩玉米，父亲想送他去私塾，但私塾在10里外的镇上，每天来回要走20里路，还要交1两银子的学费（相当于家里3个月的生活费），最后只能让他在家放牛——这就像今天中西部农村的孩子，村里没有小学，要去镇上读书，每天走几里路，还要交伙食费、住宿费，很多家庭只能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
北方的师资也“差强人意”。江南的书院先生大多是进士、举人，而北方的书院先生很多是“秀才出身”，甚至是“童生出身”。比如山东济南的泺源书院，清代中期的先生是个落第秀才，只会教《四书》和八股文，连《史记》都没读过；河南开封的大梁书院，先生是个退休的小吏，讲课只会“照本宣科”，学生问个“为什么”，他就答不上来——这就像今天中西部农村的小学，老师大多是“代课老师”，学历不高，教学方法单一，孩子很难学到深入的知识。
这种资源匮乏，直接导致北方的科举成绩“落后江南”。明代直隶录取进士2300人，只有苏州府的一半；清代山东录取进士2200人，还不如江南的一个扬州府（2300人）。很多北方的平民子弟，考了一辈子童生，也没考上秀才，只能一辈子当农民或小商贩，阶层很难改变。
（二）边疆：政策难补的“教育短板”，像今天的“偏远山区教育”
西南边疆的云南、贵州、广西，情况比北方更差。这里不仅经济落后，还面临“民族众多、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问题，教育资源的“短板”更难补齐。明清政府虽然想了很多办法“补教育”，但效果有限，就像今天国家对偏远山区的“教育扶贫”，虽然投入了资金和师资，但因为基础太差，差距依然很大。
- 资源稀少：书院“百里挑一”，私塾“十里难寻”
明代中期，云南全省只有15所书院，大多集中在昆明、大理等少数城市，偏远的昭通、丽江等地，根本没有书院；清代虽然增加到50多所，但很多书院是“有名无实”——比如云南楚雄的龙华书院，只有3间瓦房，藏书不足1000卷，先生是个本地秀才，只会教“三字经”和“千字文”。私塾更是稀少，云南昭通府在道光年间，平均每10个村落才有1所私塾，而且很多私塾“冬天不上课”（因为太冷，没有取暖设备）、“农忙不上课”（因为孩子要帮家里种地），一年下来，实际上课时间不到6个月。
- 政策倾斜：“土司子弟入学”与“汉夷皆教”，但覆盖有限
明清政府为了“教化边疆”，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明代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读书，否则不准承袭土司之位”；清代在云南、贵州设立“义学”（免费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但这些政策的覆盖范围很窄——义学大多设在县城，少数民族子弟要走几十里路才能上学；土司子弟虽然能入学，但普通平民子弟还是没机会。比如贵州遵义的一所义学，清代中期每年招收50个学生，其中40个是汉族子弟，10个是土司子弟，苗族、布依族的平民子弟，根本进不去——这就像今天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虽然能帮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考上大学，但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孩子，因为基础教育太差，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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