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讲授方式：“口耳相传，次第相授”的传递规矩
汉代太学的师法传递，还遵循“口耳相传，次第相授”的讲授规矩——这一规矩既源于“先秦私学的传承传统”，也与汉代“文本稀缺”的现实密切相关，其核心是“保证师法传递的连贯性与准确性”。
“口耳相传”是师法传递的“基础形式”。由于汉代“竹简笨重，抄本昂贵”，太学生难以人人拥有“师法定本”，因此博士讲授时，“以口授为主，弟子以耳听、心记、手抄为辅”。博士在讲堂上“逐句讲解经文与师说”，弟子则“伏首记录”，课后再“对照少量公共抄本（如太学藏书）校正笔记”。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要求博士“必须熟记师法文本与师说”，不得“错漏或误读”；同时要求弟子“必须专注聆听，准确记录”，否则便会导致“师法传递的偏差”。《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少家贫，无以购书，乃从博士受《诗》，每听讲，必凝神记录，归后以柴火为灯，反复誊写，唯恐有误”，正是这种“口耳相传”规矩下，弟子学习状态的真实写照。
“次第相授”是师法传递的“层级规矩”。由于太学生人数众多（东汉时达三万余人），博士无法“一一亲授”，因此形成“高材生传低材生”的次第传递模式——博士先将“师法”传授给“弟子中的高材生”（称为“高足弟子”或“授业弟子”），再由高材生“传授给低年级弟子”（称为“转授弟子”或“受业弟子”）。《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博士楼望“世传《严氏春秋》，弟子着录九千余人，望自为博士，常选高材生三十人，亲授师法，再令三十人转授其余弟子，每岁试之，以验其传法之准”。这种“次第相授”的规矩，既解决了“规模化教学”的难题，又通过“高材生把关”保证了“师法传递的准确性”——高材生因“深得博士师法”，其转授的内容更接近“官方师说”，避免了“普通弟子直接受教可能出现的理解偏差”。同时，“次第相授”还隐含着“学业等级”的规矩：只有“精通师法”的高材生，才有资格“转授他人”，这既是对高材生的“认可”，也强化了“师法传递的层级秩序”。
三、师法的官方保障：从“博士选拔”到“考试黜落”的制度约束
汉代“师法制度”之所以能成为太学经学传承的“刚性规矩”，关键在于朝廷建立了从“博士选拔”到“弟子考核”的全链条官方保障机制——通过“选官标准”确保博士“守师法”，通过“考试制度”强制弟子“传师法”，让“师法”从“教育规矩”上升为“国家制度”，具有不可违背的约束力。
（一）博士选拔：“通师法者方可为博士”的准入规矩
博士是“师法的传递核心”，因此汉代对“博士选拔”的首要标准是“精通本门师法，且能严格守之”，非“通师法者”不得为博士。这一规矩从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时便已确立，此后历代相沿，成为“博士选拔的铁律”。
博士的选拔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太学高材生中选拔”——太学生中“精通师法，经岁试、毕业试皆优”者，可被举荐为“博士候选人”，经朝廷考核（主要考核“师法掌握程度”）合格后，授予博士官；二是“从地方儒家中征召”——地方上“传承官方师法，且有盛名”的儒者，可由地方长官举荐，经朝廷“策试师法”后，任命为博士。无论哪种途径，“通师法”都是核心考核内容。
《汉书·儒林传》记载，宣帝时“欲增置《梁丘易》博士”，召集群臣商议，丞相韦贤奏曰：“梁丘贺传《易》，其师法源于丁宽，宽为田何弟子，田何乃汉初《易》学正宗，贺能严守其师法，弟子众多，可立为博士。”宣帝遂“以梁丘贺为《易》博士”。反之，若儒者“不通官方师法，或杂糅异说”，即便学识渊博，也无法成为博士。如东汉学者马融“博览群经，善解诸家义，然其学杂糅今古文，非纯守一家师法”，虽“名满天下”，却始终未被召为太学博士，核心原因便是“违背了博士选拔的‘通师法’规矩”。
除“通师法”外，博士选拔还要求“能传师法”——即不仅要“自己精通师法”，还要“善于讲授，能将师法准确传递给弟子”。《汉官仪》记载，博士选拔时，除“策试经义”外，还要“试其讲授之能”：令候选人“讲一经中某章师说”，由大臣与现任博士“听其讲解，观其是否符合师法，能否清晰传递”，“讲授合师法者方可入选”。这种“既重‘通’又重‘传’”的选拔规矩，确保了太学博士“既是师法的继承者，又是师法的传递者”，为“师法制度”的运行提供了“核心人才保障”。
（二）弟子考核：“违师法者黜落”的考试规矩
如果说“博士选拔”是从“源头”保障师法，那么“弟子考核”便是从“终端”强制弟子遵守师法。汉代太学对弟子的考核（岁试与毕业试），核心标准是“是否遵循师法”，“合师法者升，违师法者黜”，以制度压力迫使弟子“严守师法，不敢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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