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传抄：“一字不敢增减”的文本规矩
“师法”的基础是“文本的统一”——博士所传授的经典文本，必须严格遵循本门“师法源头”的传抄版本，弟子在抄写经书时，“一字不敢增减，一笔不敢变异”，这是师法传递的“第一准则”。
这一准则的形成，源于汉代“无印刷术，全靠手抄”的文本传播背景。由于经典文本“得之不易”且“易生讹误”，师法源头的“原始抄本”被视为“最接近圣人本意”的权威文本，称为“师法定本”。例如《欧阳尚书》的“师法定本”，可追溯至伏生所传——秦焚书时，伏生将《尚书》藏于墙壁中，汉初取出时“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伏生以此“二十九篇”传授弟子欧阳生，欧阳生再传至欧阳高，代代传抄，“一字不敢改”，至汉武帝时被立为博士，这“二十九篇”的抄本便成为《欧阳尚书》的“师法定本”。太学博士讲授《尚书》时，必须以这一“定本”为依据，弟子抄写时若“多写一字、漏写一字，或改易字形”，便被视为“违背师法”，会受到“斥退”的惩罚。
《汉书·儒林传》中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宣帝时，张山拊为《欧阳尚书》博士，其弟子郑宽中“初学《尚书》时，抄本中‘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的‘钦’字，误写为‘钦’的异体字‘歁’”，张山拊发现后，当即“令其焚毁抄本，重新摹写师法定本”，并告诫“师法文本，乃圣人之语，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不可不慎”。这种“严苛的文本规矩”，看似“僵化”，实则是汉代在“文本传播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保证经学“原始面貌”不被篡改的必要手段——只有文本统一，后续的“经义解读”与“讲授传递”才有“共同基础”，师法的“正统性”才能得以维系。
（二）经义解读：“不离师说，不越藩篱”的释义规矩
师法对“注释体例”的规范——汉代师法不仅要求“解读内容合师说”，还要求“注释形式遵范式”：博士讲授经义时，需遵循“先经后文、先注后疏”的固定体例（“经”指原文，“文”指师说解读；“注”指对经文的字词解释，“疏”指对注文的进一步阐释），弟子记录与转授时，必须严格沿用这一体例，不得擅自变更。
例如《公羊春秋》师法的注释体例：先列《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再附公羊寿的“转文”（师说解读：“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最后由博士补充“注疏”（如董仲舒对“大一统”的阐释：“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弟子抄写时，必须“经、传、注、疏”次第排列，若颠倒顺序或遗漏环节，便被视为“违师法”。《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太学藏书“皆按师法体例编次，经居前，传居后，注疏附于末，非此体例者，不得入太学藏书阁”，可见其规矩之严格。
如果说“文本传抄”是师法的“形”，那么“经义解读”便是师法的“神”。汉代师法制度的核心准则之一，是“弟子解读经义，必须严格遵循本门博士的‘师说’，不得擅自引申、发挥或质疑”，即“不离师说，不越藩篱”。
这里的“师说”，并非博士的“个人见解”，而是“师法源头的传承谱系”——每科博士的经义解读，都可追溯至“五经博士设立时的初代博士”，初代博士的解读又可追溯至“先秦儒家的传经之祖”，形成“清晰的师法传承脉络”。例如《公羊春秋》的“师说”，脉络为“孔子→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生、董仲舒”，汉武帝时董仲舒与胡毋生被立为《公羊春秋》博士，二人的经义解读便成为《公羊春秋》的“官方师说”，后续的《公羊春秋》博士，如宣帝时的严彭祖、颜安乐，必须严格遵循董、胡二人的“师说”，不得偏离。
《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初年，《公羊春秋》博士李育“讲授《春秋》时，曾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读，引用了《谷梁传》的‘以元之气，正天之端’的说法”，当即遭到其他博士的弹劾，认为其“违背公羊师说，杂糅谷梁异义，非博士所当为”，光武帝虽未罢黜李育，但令其“此后讲授，必纯守公羊师法，不得杂用他说”。这一案例清晰地体现了“师说”的“排他性”——师法的解读规矩，本质是“划定经义的边界”，让太学生的认知“限定在官方认可的框架内”，避免因“解读分歧”导致“思想混乱”，从而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师法对“经义解读”的限制，并非“禁止思考”，而是“禁止偏离官方框架的思考”。博士在讲授时，会详细阐释“师说”的“微言大义”，如董仲舒讲授《公羊春秋》时，重点阐释“大一统”“天人感应”“三世说”等核心师说，弟子的任务是“理解、记忆并传递这些师说”，而非“提出新的解读”。这种“以传递为核心”的解读规矩，让太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复制机”，而“师法”便是这台“复制机”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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