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心定罪”：春秋决狱的核心规矩与经学逻辑
春秋决狱的核心准则是“原心定罪”，这一规矩直接源自《春秋》的义理精神，也是太学经学教育中强调的“重义轻形”思想的集中体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对这一准则作出明确阐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所谓“本其事”，是指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原其志”，则是探究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与内心善恶。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仅在于行为的结果，更在于行为背后的“心”与“志”——若动机邪恶，即便犯罪行为未完成，也应定罪；若为首作恶，则需加重处罚；若动机正直，即便行为造成一定后果，也应从轻论处。这一准则，将经学中的“道德评价”置于“法律条文”之上，构建起一套以伦理为核心的司法判断逻辑，而这种逻辑的传播，与太学中《春秋》学的教学体系紧密相关。太学博士在讲授《公羊春秋》时，会专门设置“义例”课程，系统讲解《春秋》中“原心”“诛意”的判断方法，如通过分析“鲁文公逆祀”“宋襄公泓之战”等案例，让太学生掌握如何从行为动机出发评判是非，这些教学内容为太学生日后参与司法实践奠定了基础。
“原心定罪”的规矩，与太学中《春秋》学的教学重点高度契合。太学讲授《春秋》，尤其推崇《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即通过对《春秋》经文用词、叙事详略的解读，挖掘其中蕴含的儒家伦理与政治理想。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解读时并未简单评判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军事冲突，而是通过“克”字的使用（通常用于两国交战，此处用于兄弟相残），谴责郑庄公“处心积虑”地纵容共叔段谋反，最终导致兄弟相残的行为，强调其“动机之恶”。太学博士在讲解这一案例时，还会结合《春秋繁露·玉杯》中“《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论述，引导学生理解“原心定罪”不仅是司法准则，更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的工具。这种“重志轻形”的解读方式，正是太学《春秋》教学的核心内容，而春秋决狱的“原心定罪”，本质上就是将这种课堂上的经学解读方法，直接应用于司法实践。太学生在学习《春秋》时，通过对“郑伯克段于鄢”“许止弑君”等案例的分析，早已熟悉了“原心”的判断逻辑，当他们成为司法官吏后，自然会将这一逻辑应用于实际判案中，使得春秋决狱的规矩得以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推广。汉成帝时期的廷尉于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吏，郡决曹”（《汉书·于定国传》），但他在司法实践中却深受《春秋》义理影响，常以“原心定罪”为准则，其背后正是太学经学普及后，经义对整个司法官吏群体知识结构的重塑。
以《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为例，有一案记载：“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按照当时的律法，儿子误伤父亲，属于“大逆无道”，应处以重刑，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即便误伤，也难脱重罪。但董仲舒依据《春秋》义理作出判断：“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在这里，董仲舒引用《春秋》中“许止弑君”的典故——许止因父亲生病而进药，父亲服药后去世，《春秋》认为许止的动机是孝顺，而非弑父，因此未将其定罪。太学博士在讲解这一典故时，会特别强调“许止进药”与“郑伯克段”的动机差异，前者“志在孝亲”，后者“志在夺权”，以此凸显“原心”的重要性。同理，甲的动机是救助父亲，而非伤害父亲，虽造成误伤，但其“志”为正直，因此不应以“殴父”论处。这一判决，完全抛开了律法中“误伤父即有罪”的条文，而是以《春秋》中的“原心”义理为依据，充分体现了春秋决狱“以经释法”的核心规矩。而这种判案逻辑的传播，正是通过太学的《春秋》教学实现的——每一位在太学中学习过《公羊春秋》的官吏，都能理解“许止弑君”典故背后的“原心”原则，从而在判案时遵循这一规矩，使得经学义理成为超越律法条文的司法准则。东汉时期，陈宠为尚书，“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后汉书·陈宠传》），其判案风格与董仲舒如出一辙，可见春秋决狱的规矩在汉代司法实践中具有极强的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的保障，正是太学对《春秋》义理的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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