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碑文中的“文书格式”也遵循了太学所传授的“公文规范”。汉代太学在教学中，除了传授经学典籍，还会教授“文书写作”，即《后汉书·百官志》中提到的“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举茂才、孝廉”。这里的“文书写作”不仅包括文字书写，还包括公文的体例、措辞、逻辑结构。太学中设有专门的“书学”博士，负责教授弟子“奏、议、表、章”等公文体裁，其中“奏记”是地方官吏向郡级长官上书的常用体裁，其体例要求“首陈其事，中述其由，末请其批”。《张景碑》的行文结构完全符合这一规范：开篇“府告宛：男张景，以家钱义取土牛，耕人、犁、具，永为仪程”，先陈述事件主体与核心诉求；中间“前已作土牛，吏正患苦，坐起剧，愿以家钱造作，以劝农功”，阐述上书的原因（旧制之弊）与目的（劝农）；结尾“乞蒙陛下天恩，赐许”，请求朝廷批准，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这种严谨的文书逻辑，若非受太学式的规范教育，仅凭地方官吏的经验积累难以形成——毕竟在太学中，博士会以《尚书》中的“典、谟、训、诰”为范本，讲解公文的“言必有据、逻辑闭环”，如《尚书·尧典》中“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张可乎？’”，以“提问—回答—评价”的逻辑展开，这种对话式的逻辑结构被太学博士转化为公文的“陈事—献策—请批”结构，而《张景碑》的行文，正是这种教学成果在地方行政中的落地。
三、从“朝廷典制”到“地方实践”：太学规矩的层级传递
《张景碑》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展现了太学所构建的“教育规矩”如何通过“朝廷—郡国—县”的层级传递，最终渗透到基层行政的末梢。太学作为中央最高学府，其直接影响的是中央官吏与郡国的高级官员，但通过“吏员选拔”“典制传承”“文化浸润”三个环节，其规矩意识得以层层下沉，最终塑造了整个汉代行政体系的运行逻辑——《张景碑》中的南阳郡宛县，正是这一传递链条的“最后一公里”。
首先是“吏员选拔”环节的传递。汉代官吏选拔虽以察举制为主，但太学弟子的入仕渠道逐渐成为核心路径之一。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太学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这些弟子进入仕途后，或在中央任职，如郎中多在光禄勋下属机构任职，负责宫廷宿卫与文书传递；或被外派至郡国担任“文学掾”“博士弟子祭酒”等职，其中“文学掾”主要负责郡国的经学教育与文书撰写，“博士弟子祭酒”则负责管理郡国学中的博士弟子，他们成为传递太学理念的“中介”。南阳郡作为东汉的“帝乡”，其官吏选拔更受中央重视，许多郡级官员（如南阳太守）曾是太学弟子或受经学教育的儒生。例如，章帝时期的南阳太守鲍德，其父亲鲍永“习欧阳尚书”，曾师从太学博士欧阳歙，鲍德自幼受家学影响，后入太学深造，“少修志节，有名称”（《后汉书·鲍永传》），任南阳太守后，“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在郡内推广太学式的经学教育。当张景向鲍德上书时，鲍德对“仪程”“劝农”等经学化表达的理解，以及对“奏闻朝廷”程序的坚持，本质上是太学规矩通过郡级官员向县级行政的传递——鲍德深知，作为太学出身的官员，必须以身作则“遵循典制”，若擅自批准张景的申请，可能被指责“违背礼制”，因此严格按程序上报朝廷，这正是太学教育中“守制”理念的体现。
其次是“典制传承”环节的传递。太学不仅传授知识，更承担着“阐释朝廷典制”的功能。汉代的“迎春造土牛”礼仪，虽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明确记载，但具体的执行细节（如耗费标准、负责官吏、流程规范）需要通过太学博士的解读传递给各级官吏。太学在讲授《礼记》时，会结合朝廷颁布的《汉仪》《汉官典职》等行政典籍，将“礼仪规范”转化为“行政细则”。例如，太学博士在讲解《礼记·月令》中“迎春于东郊”时，会引用《汉仪》中“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并进一步解释“造土牛需用黄土五石，耕人高五尺，犁具需仿实战犁形制”“负责官吏为县功曹或县丞，需提前十日召集工匠，造毕后需祭祀土牛，祭祀用酒三斗、肉三斤”等细节，这些细节通过太学弟子入仕后的实践，逐渐成为地方行政的“默认规矩”。《张景碑》中提到的“前已作土牛，吏常居部，躬亲督作”，正是太学阐释的典制在地方的传统执行方式——县功曹（张景的官职）负责督造，符合太学博士讲解的“负责官吏为县功曹”的细则；而张景提出的“私办官认”，则是在不违背“迎春造土牛”核心典制的前提下，对“资金来源（由官办改为私办）”“官吏职责（由督造改为验收）”等执行细节的优化，这种“守核心、调细节”的调整逻辑，正是太学所传递的“典制灵活性”理念的体现，太学博士在讲授《春秋》时，常以“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公羊传·桓公五年》）说明典制的执行需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张景的做法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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