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至第二级“上造”，除田宅数量翻倍外，还可获得“乘马”的权利（战国时期马匹为重要战略资源，普通平民禁止私自养马，违者将被处以“戍边一年”的惩罚）；第三级“簪袅”，可获得“冠簪”（一种以青铜或兽骨制成的头饰，刻有独特纹饰，是身份的重要标识）与“役使庶子二人”的特权；第五级“大夫”，不仅田宅数量增至五顷五十亩，还可配备一名“仆役”专门负责日常起居，且在集市购物时可享受“免税三成”的优惠；第十级“左庶长”，拥有“统领五百士兵”的军事职权，其子女可进入王宫担任“侍卫”，优先获得教育机会；第十五级“少上造”，可在都城内修建“高宅大院”（普通爵位者房屋高度不得超过三丈，而少上造房屋可高达五丈），出行时可乘坐“两马驾辕的马车”，且途经驿站时可享受免费食宿；而最高等级的“彻侯”，则可获得“食邑”——即享有封地内的赋税征收权，封地面积通常在百里以上，且无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其政治地位相当于“准诸侯”，甚至可在封地内设置官吏、组建少量护卫队。
这种“爵级与权益严格对应”的设计，让“军功”不再是模糊的荣誉，而是可量化、可兑现的实际利益，民众能清晰地计算出“斩获多少敌首可晋升至某一级爵位，进而获得多少土地与特权”。据睡虎地秦简《军爵律》记载，秦国士兵之间常以“斩首晋爵”为目标相互约定，甚至有士兵在出征前与家人立下“斩获三首，必为上造”的誓言，这种明确的利益导向，彻底激活了平民阶层的战斗积极性。
更为关键的是，“军功爵制”对贵族阶层并非“豁免”，而是“约束”——法律明确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贵族子弟若无法通过军功获得爵位，不仅无法进入宗室的正式户籍（失去贵族身份），还会被剥夺原有封地与财富。这一规定直接冲击了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迫使他们不得不与平民一样，通过战场拼杀来维持自身地位。例如，秦国宗室子弟嬴虔（秦孝公之兄），早年因反对变法被处以“劓刑”，失去贵族特权，后为恢复身份，主动率军出征魏国，在元里之战（公元前354年）中斩获敌首百余级，凭借战功重新获得“左庶长”爵位，得以重返贵族行列；而部分不愿参军或屡立战功的贵族，衰落速度则十分惊人——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某嬴姓分支因三代无军功，其封地在公元前340年被中央政府收回，重新分配给有军功的平民，家族子弟只能沦为“士伍”，靠耕种少量土地谋生，甚至有子弟因生活困顿，被迫前往边境充当“戍卒”。
这种“贵族与平民在军功面前平等”的立法设计，打破了贵族对资源的垄断，让秦国的土地、劳动力等核心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流向能为国家创造价值（军功）的群体，进而提升了国家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变法前，秦国大部分土地由贵族垄断，变法十年后，据商鞅变法后的户籍统计，大量土地从旧贵族手中转移到军功阶层手中，这些新的土地所有者因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积极改良耕作技术、增加耕种面积，推动秦国粮食产量在短期内实现翻倍，为后续的兼并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从社会治理维度看，“军功爵制”的立法逻辑还蕴含着“以爵治民”的深层考量，即将爵位转化为社会管控的“标尺”，通过爵级差异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精准分类管理，构建有序且高效的社会秩序。商鞅认为，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只能“压制民众”，而通过爵位划分等级，让民众为追逐爵位主动遵守规则，才能“引导民众”，实现“以爵代刑”的治理效果。为此，法律对不同爵级的社会行为作出了严格规定，涵盖服饰、出行、居住、礼仪等多个维度：“公士”可穿“布帛之衣”，但禁止穿“丝绸之衣”，若违规将被“罚钱二贯”；“上造”可穿丝绸，但衣料颜色仅限“青、白二色”，不得使用红、黄等“尊贵之色”（红、黄为君主与高爵者专用）；“大夫”可穿“彩色丝绸”，且出行时可乘坐“一马驾辕的马车”，马车车厢上可绘制“云纹”图案；“五大夫”（第九级爵位）则可“乘车入宫廷”（普通爵位者需步行入宫），在朝堂上可享有“站立于卿大夫之列”的礼遇；“大良造”（第十六级爵位）拜见君主时，无需行“跪拜礼”，仅需“拱手作揖”即可。
这些规定并非单纯的“身份炫耀”，而是通过视觉化的等级标识，让社会成员清晰认知自身与他人的爵级差异，进而形成“各安其位、不越界”的行为习惯。同时，爵位还与赋税、徭役、兵役等义务直接挂钩：“公士”需缴纳“什五税一”（收获的1/15），“上造”缴纳“什三税一”，“五大夫”及以上爵位者可免除赋税；徭役方面，“士伍”需每年服役3个月，负责修城、筑路等苦役，“公士”服役2个月，“不更”（第四级爵位）可免除所有徭役；兵役方面，“士伍”需从17岁傅籍起服兵役，直至年满60岁方可退役，“公士”年满50岁即可退役，“大夫”及以上爵位者仅需在战争爆发时应征，和平时期无需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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