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永业田的交易范围存在隐性限制，即“优先同村亲邻购买”。虽然《唐律疏议》未明确规定这一规则，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契约显示，永业田交易的买主多为同村村民或卖主的亲属，里正与县司在审核时也会优先认可“同村交易”的合法性。这一隐性规则的本质是维护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土地资源的稳定性，避免外村人大量购入本地永业田导致的“土地权属外流”，与儒家“亲邻互助”的礼制观念相契合。例如，“唐大中五年永业田买卖契”中的买主李进与卖主王清同为敦煌县慈惠乡村民，契约中特别注明“优先告知同村亲邻，无人购买后，方卖与李进”，这一表述成为同类契约的常见格式，印证了“优先同村交易”规则的实践存在。
2. 契约签订：权利流转的“书面凭证”
获得县司“准予交易”的批复后，交易双方需签订标准化的土地契约，作为权利转移的核心依据。唐代永业田契约的格式与内容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这既是“礼法合治”中“程序正义”的体现，也是防范交易纠纷的重要手段。从敦煌出土的“唐大中五年永业田买卖契”（P.3413号文书）来看，一份完整的永业田交易契约需包含以下核心要素：
其一，交易双方与见证人的身份信息。契约开篇需明确“卖主”“买主”的姓名、年龄、身份（如“白身”“卫士”“乡绅”）、籍贯及住址，确保权利主体的明确性。例如，该契约记载：“卖主王清，年肆拾伍，白身，住敦煌县慈惠乡，户主；买主李进，年叁拾捌，卫士，住敦煌县慈惠乡，户主。”同时，契约需指定“见证人”与“保人”，见证人通常为里正或同村德高望重的乡邻，保人则需对交易的合法性与履约情况承担连带责任，一般由卖主的亲属或邻里担任，人数不少于两人。契约末尾需有卖主、买主、见证人、保人的亲笔签名或按手印，若为文盲，则由他人代书并注明“某代书，某按指印”。
其二，土地的核心信息。契约需详细载明交易土地的“地段名称、四至边界、亩数、土质等级、土地类型（永业）、登记编号”，且这些信息必须与手实中的登记信息完全一致，避免“信息不符”导致的权属争议。例如，契约记载：“今卖永业田叁亩，坐落于敦煌县慈惠乡孟授渠东，东接张二郎田，西至官道，南邻李三翁田，北抵河，上地贰亩，中地壹亩，手实登记编号为慈惠乡第贰佰叁拾陆号，永业田标注‘永’字。”此外，契约需注明“该田无典卖、无抵押、无权属纠纷”，卖主需签署“保无重叠、无隐漏”的具结，若日后发现土地存在权属瑕疵，卖主将承担“退田还财”并赔偿损失的责任。
其三，交易价格与支付方式。唐代永业田的交易价格通常以“绢”或“粟”为计价单位，部分地区也会使用铜钱，价格需根据土地的土质等级、地理位置、水利条件等因素确定，且需在契约中明确载明。例如，“唐大中五年永业田买卖契”记载：“该永业田叁亩，计价绢陆匹，买主于契约签订当日付绢肆匹，余款贰匹于官府备案完成后三日内付清。”支付方式分为“一次性付清”与“分期付款”，分期付款需明确每期的支付金额与期限，若买主逾期未付，需按“日罚绢一尺”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同时，契约需注明“交易价格为双方自愿商定，无强买强卖、欺诈胁迫之情”，体现“契约自由”的原则，但价格不得明显低于市场公允价，否则可能被官府认定为“规避税负”或“非法交易”。
其四，交易的合法性声明与违约责任。契约需明确声明交易符合《唐律疏议》的规定，即“系家贫无以供葬/狭乡徙宽乡所致，无违法情形”，并引用相关律文作为依据，例如：“依《唐律疏议·户婚律》‘诸卖永业田者，若家贫无以供葬，狭乡徙宽乡，有剩田卖者，勿罪’之规定，今此交易合法有效。”同时，契约需约定违约责任：若卖主“一田二卖”“隐瞒土地权属瑕疵”或“反悔毁约”，需退还买主已支付的价款，并赔偿买主相当于交易价格一倍的损失；若买主“逾期未支付价款”或“无故毁约”，已支付的价款不予退还，土地仍归卖主所有；若因官府审核未通过导致交易无法生效，卖主需退还买主已支付的全部价款，双方互不承担其他责任。
其五，赋税与义务的转移。契约需明确约定，土地交易完成后，该土地的赋税缴纳义务由买主承担，自官府备案完成的次月起，买主需按规定向官府缴纳赋税，卖主不再承担任何相关义务。同时，卖主需将该土地的手实正本交付买主，作为买主日后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依据。
唐代永业田契约的标准化设计，体现了“以礼入法”的治理逻辑：一方面，通过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规范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契合“礼”所倡导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契约作为官府备案与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将“私权交易”纳入国家法律的监管框架，确保交易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彰显“法”的刚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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