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赋税匹配审核。根据土地的类型、土质等级，核算该户应缴纳的赋税金额，并在登记信息中注明“每亩税粟三升（口分田）”“每亩税粟二升（永业田）”，确保“登记与赋税挂钩”。唐代赋税征收以“籍帐”为依据，县司需将审核通过的土地信息录入“田籍”，与户籍、赋税帐册形成联动，若土地信息变更，赋税也需相应调整，避免“有田无税”或“无田有税”的情况。
县司审核通过后，需在民户手实上加盖“县印”，确认登记生效，并将手实副本存档，正本返还民户，作为土地权属的法定凭证。若审核发现违规，将视情节处理：轻微违规（如四至标注错误）责令民户更正后重新申报；严重违规（如虚假标注土地类型、隐漏田亩）则按《唐律疏议》科罪，同时驳回登记申请。
4. 州府备案：区域层面的“信息统筹”
州府是土地登记的最终备案机构，“州刺史、都督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旧唐书·职官志》），其职责并非重复审核，而是对辖区内各县的土地登记信息进行汇总、存档，形成区域土地籍册，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州府备案的流程是：各县将审核通过的手实副本、田籍汇总后，上报州府，州府设“田曹参军”专门负责土地信息的整理与备案。州府会将各县的土地信息按“乡、里”分类归档，统计辖区内永业田、口分田的总面积、受田户数、未受田亩数等数据，形成“州级土地总籍”，并定期上报中央户部。中央户部则根据各州上报的土地信息，调整均田政策，如针对“狭乡未受田户过多”的情况，下令“狭乡徙宽乡”，或增加宽乡的受田额度。
敦煌出土的“唐天宝元年沙州土地总籍残卷”（P.2657号文书）记载：“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共十三乡，受田户三千二百五十六户，永业田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五万三千四百亩，未受田三万七千八百亩。”这一总籍数据正是州府备案的成果，体现了唐代土地登记“自上而下管控、自下而上反馈”的治理闭环。州府备案制度的存在，使得国家能够及时掌握全国土地资源的分布与利用情况，为均田制的持续运行提供数据支撑。
二、土地交易流程：权利流转的“规则边界”
永业田与口分田的产权差异，在交易流程中体现得最为显着：永业田享有“有限流转权”，交易需遵循“契约签订—官府备案—印鉴确认”的规范流程；口分田则严禁私人交易，仅允许官府收回后重新分配。两类土地的交易规则设计，既坚守了《唐律疏议》的制度底线，又为永业田的合理流转预留了空间，实现“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的平衡。
（一）永业田的交易流程：“有限流转”的规范路径
永业田的“有限流转”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有严格的程序要件，每一步流程都体现了“国家监管与私权保护”的双重导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永业田买卖契、典契来看，合法的永业田交易需经过“交易前提审核—契约签订—官府备案—印鉴确认”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1. 交易前提审核：合法流转的“门槛”
永业田的交易首先需满足《唐律疏议》规定的合法场景，即“家贫无以供葬”“狭乡迁徙宽乡”，这是交易生效的前提条件，若超出该范围，交易将被认定为非法，面临“田还本主，财没不追”的后果。在实践中，民户进行永业田交易前，需向里正提交“交易申请”，说明交易原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若因“家贫供葬”交易，需出具“乡里证明”，由里正、邻人共同签署“该户确系家贫，无钱供葬”的意见；若因“狭乡徙宽乡”交易，需提供户籍迁徙凭证，证明已在宽乡办理户籍登记，且原狭乡的永业田为“剩田”（即超出宽乡受田标准的部分）。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十八年永业田交易申请文书”（73TAM509:8/2号文书）记载：“民户刘感，住狭乡高昌县，今徙宽乡沙州，原永业田六亩，宽乡受田标准为一顷，剩田六亩，申请卖与同县李进，恳请里正核查，县司备案。”该申请文书后附里正签署的“刘感确已徙沙州，该田为剩田，情况属实”的意见，成为交易的前置审核依据。
里正收到申请后，需实地核实交易原因的真实性，如“家贫供葬”需核查该户是否有亲人去世、是否确无丧葬费用；“狭乡徙宽乡”需核对户籍迁徙凭证的真伪。核实无误后，里正将申请文书与证明材料上报县司，县司进一步审核，确认符合交易前提后，出具“准予交易”的批复，民户方可签订契约。这一前置审核流程，本质是国家对永业田流转的合法性进行前置把关，避免永业田流转脱离均田制的制度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县司在审核“家贫供葬”场景时，会结合民户的资产状况综合判断，若该户虽声称“家贫”，但手实中登记有奴婢、耕牛等贵重资产，县司将驳回交易申请，责令其变卖资产供葬，而非允许出售永业田——这一实践逻辑既契合“永业田为民生根本”的礼制导向，又防止民户以“供葬”为名规避流转限制。吐鲁番出土的“唐天宝四年县司驳回交易申请文书”（75TAM239:13号文书）记载：“民户张进，申请卖永业田二亩供葬其父，县司核查其手实，登记有耕牛二头、绢十匹，认定其非‘家贫无措’，驳回申请，令其变卖耕牛供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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