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务落实过程中，里正需充分发挥邻保长的辅助作用，明确其职责分工：邻保长负责传达通知、组织民众、收集反馈，里正负责统筹协调、审核监督、上报备案，形成“里正主导、邻保长协同、民众参与”的执行体系。同时，里正需建立“事务台账”，详细记录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如土地分配名单、赋税缴纳明细、徭役征派记录、矛盾调解结果），以备乡级与县司核查。若民众拒不配合政策执行（如拒绝缴纳赋税、逃避徭役），里正需先进行劝导教育，阐明法律后果；若劝导无果，可上报县司，由县司派衙役强制执行，确保政策权威不受挑战。
四、层级联动的运行保障：礼法合一的规范与支撑
唐代乡里治理的层级联动之所以能够高效有序运行，核心在于依托“礼法合一”的治理理念，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伦理的柔性支撑与考核制度的正向激励，构建了“上下协同、权责对等、运行顺畅”的治理生态，确保各级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从法律保障来看，《唐律疏议》作为唐代的根本法典，为层级联动提供了全面的制度规范。不仅明确了里正与上级（乡佐、乡正、县司）、下级（邻保长、民众）的权责边界，还对联动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制定了明确的追责条款，形成“事前规范、事中监督、事后追责”的完整链条。例如，在信息上报中，明确里正、乡佐、乡正的审核责任，实行“连坐制度”；在政策执行中，明确里正的传达义务与民众的服从义务，确保政策落地；在矛盾化解中，明确里正的调解职责与违规处罚，维护基层稳定。同时，《唐律疏议》将儒家伦理融入法律条文，使层级联动既具有法律的刚性，又具有伦理的温情。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二“子孙别籍异财”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这一条款既维护了“孝悌”伦理，稳定了家庭结构，也为户籍管理、土地分配等事务提供了便利——家庭稳定则户籍清晰，户籍清晰则土地分配、赋税征收有序。
从伦理支撑来看，儒家礼教中的“忠、孝、仁、义”理念贯穿层级联动的全过程，成为各级主体的行为准则。里正需秉持“忠君爱国”的忠诚理念，认真履行上级下达的各项指令，不得敷衍塞责、阳奉阴违；需以“父母官”自居，践行“仁政”思想，关爱辖区民众，主动解决民生诉求（如为贫困农户申请赋税减免、为无地农户争取授田）；需坚守“公平正义”的道义原则，在土地分配、徭役征派、矛盾调解中不偏袒、不徇私，赢得民众信任。乡佐、乡正则需秉持“辅佐尽责”的理念，协助里正完成数据核对、文书整理等工作，不得推诿扯皮；民众需秉持“服从治理、邻里互助”的理念，配合里正的工作，主动履行赋税、徭役义务，邻里之间相互帮扶、化解矛盾。这种伦理道德的支撑，使层级联动超越了单纯的“行政命令—执行”关系，形成了“官民同心、上下协力”的治理氛围，减少了行政成本与抵触情绪。
此外，唐代的考核制度为层级联动提供了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县司每年度对里正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指标涵盖户籍管理、土地核查、赋税征收、徭役征派、治安维护、民众满意度等方面，考核结果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通典·职官十五》记载，考核为“上”等的里正，可减免本人一年徭役，或授予“乡贤”荣誉称号；考核为“中”等的里正，无奖惩但需继续保持；考核为“下”等的里正，将被笞五十，并责令限期整改，若连续两年考核为“下”等，将被罢官。这种考核制度通过“奖优罚劣”，倒逼里正认真履行职责，提升层级联动的运行效率。同时，县司还会通过“随机巡查”“民众举报”等方式监督里正工作，若发现里正存在虚报数据、徇私舞弊等行为，无论考核结果如何，均按《唐律疏议》相关条款从重处罚。
五、古今勾连：唐代层级联动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启示
唐代乡里治理的层级联动机制，虽植根于封建帝制的社会土壤，但其蕴含的“权责明确、流程规范、上下协同、礼法结合”的治理逻辑，对当代基层治理（尤其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县、乡、村三级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基层治理面临着“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不畅”“信息传递不对称”“干群关系紧张”等痛点，唐代的实践经验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明确权责清单，破解“推诿扯皮”难题
唐代通过《唐律疏议》明确了里正、乡佐、乡正、县司的权责边界，确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当代基层治理可借鉴这一经验，制定县、乡、村（社区）三级权责清单，明确各级主体的职责范围：县级政府负责政策制定、统筹协调、资源调配；乡镇政府负责政策执行、监督管理、矛盾化解；村（社区）“两委”负责具体落实、民情收集、服务群众。例如，在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中，县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制定确权标准、培训工作人员；乡镇政府负责组织测绘、审核数据；村委会负责动员农户、收集材料、协助测绘，避免因权责模糊导致“县级推乡镇、乡镇推村级”的推诿扯皮。同时，建立“权责对等”的考核机制，将政策落实成效、群众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对履职不力的主体进行问责，确保各级主体认真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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