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古今勾连：唐代同级协同模式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启示
唐代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模式，植根于封建帝制的熟人社会土壤，其“分工明确、权责互补、多元共治”的治理逻辑，虽受时代局限存在诸多不足，但其中蕴含的基层治理智慧，对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级治理仍具重要借鉴价值。当代基层治理面临“治理任务繁重与治理力量不足”“权责划分模糊与推诿扯皮”“治理主体单一与协同不足”等痛点，唐代的实践经验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构建“本土赋能+分工互补”的治理团队
借鉴唐代“乡官本土化+职责链条化”经验，当代村级治理可吸纳本村乡贤、退役军人、致富带头人等本土力量参与治理，构建“村‘两委’主导—本土协理员（类乡佐、里胥）—村民代表（类邻保长）”的治理团队。明确“主导—辅助—参与”的分工边界：村“两委”统筹政策落地与资源整合，本土协理员承担文书处理、事务代办、信息传递等实操性工作，村民代表负责民意收集、政策宣传、邻里调解，既契合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又通过分工互补提升治理效率。同时，建立“责任连带+考核激励”机制，对协同不力、推诿扯皮的主体进行问责，对履职尽责的本土治理力量给予表彰或物质补贴，强化协同意识。
（二）完善“场景化协同+标准化流程”的治理机制
唐代乡官在户籍编制、土地事务等核心场景中形成的固定协作流程，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可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惠民政策落实等核心事务，制定“场景化协同方案”：例如在矛盾调解中，构建“村民代表初步调解—村级组织主导—专业力量（司法所、乡贤）协助”的三级协同模式，借鉴唐代“文书证据+实地核查+证人证言”的三重验证逻辑，确保调解公正；在惠民政策落实中，建立“政策解读—资格核查—公示上报—后续跟踪”的标准化流程，参照唐代文书协作惯例，统一信息填报格式、核查签字规范，降低协同沟通成本。
（三）强化“法律约束+伦理滋养+制度保障”的三维支撑
唐代“法律硬约束+伦理软支撑+惯例活补充”的保障体系，对当代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法律约束层面，完善基层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类治理主体的法定职责与违规责任，强化法律的刚性约束；在伦理滋养层面，弘扬“诚实守信、邻里互助、为民服务”的传统美德，通过村规民约、道德讲堂等载体，营造协作互助的治理氛围；在制度保障层面，建立健全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矛盾调解等协同制度，将实践中成熟的做法固化为规范，同时加大基层治理财政投入，改善办公条件、提高本土治理力量待遇，破解唐代“行政资源匮乏”的困境。
（四）防范“利益勾结+权力异化”的治理风险
唐代乡官协同因封建特权干预而失序的教训，警示当代基层治理需筑牢权力监督防线。构建“上级监督+群众监督+数字监督”的多元监督体系：通过村务公开栏、线上政务平台等渠道，公开赋役收缴、土地流转、项目审批等关键事务，保障村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治理台账，实现事务执行全程可追溯，防范“暗箱操作”；严厉打击基层干部与宗族势力、企业勾结谋取私利的行为，维护治理公正。
结语
唐代乡里治理中的同级协同模式，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它通过乡官群体的分工协作、法律与伦理的双重约束、实践惯例的灵活补充，在有限的行政资源下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精准化与高效化，维系了唐代前期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尽管受封建制度本质、行政资源匮乏、后期制度衰败等因素影响，这一模式最终走向瓦解，但其蕴含的“分工协作、多元共治、权责互补”的治理逻辑，是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智慧的结晶。
当代基层治理应立足新时代国情，批判性继承这一历史经验，摒弃其封建特权依附、人治色彩浓厚等历史局限，通过构建本土化治理团队、完善场景化协同机制、强化多元保障体系、筑牢监督防线，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破解基层协同治理困境，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为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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