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考核上，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基层治理监督考核透明化、精准化，破解了唐代监督缺位、考核不公的问题。搭建基层治理数字化考核平台，实时记录基层干部工作轨迹、政策执行情况、诉求办理成效、廉洁表现等，自动生成考核档案，避免人工考核的主观偏差；开通线上监督举报渠道，群众能实时反馈干部履职、作风问题，形成上级督查、同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全方位体系，让权力运行全程可见可追溯，有效遏制基层腐败和不作为、乱作为，刚好补充了唐代监督技术的缺失，用技术保障治理规范运行。
从唐代人力依赖的技术困境，到当代数字化赋能的技术升级，基层治理技术的发展始终围绕“提升效能、精准治理”的核心目标，既还原了技术条件对基层治理的深刻影响，也印证了技术迭代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唐代的技术局限给当代技术赋能指了明路，当代技术发展则补上了传统治理的短板，形成了治理技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演进轨迹。
四、治理主体的古今塑造：从乡官主导到多元协同，夯实治理执行根基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运转，全靠乡官、里正、村老等基层治理主体，他们是国家权力下沉基层的核心载体，是连接上层治理和百姓的桥梁，履职能力和素养直接决定联动机制的落地效果。但受封建制度限制，唐代基层治理主体建设有不少短板，成了制约治理效能的关键，而当代基层治理构建了多元协同的治理主体体系，既传承了传统治理主体“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又破解了传统局限，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古今转型升级，夯实了基层治理的执行根基。
唐代基层治理以乡官、里正为核心，村老等乡土精英辅助，他们既是“国家代理人”，要落实政令、收赋税徭役、管治安；又是“乡土管理者”，要调解邻里纠纷、协调乡土事务、反映百姓诉求。治理好的时期，优秀乡官能兼顾国家需求和乡土利益，比如贞观年间的乡官大多轻徭薄赋、劝农兴桑，按乡土伦理调解纠纷，获百姓认可，推动治理顺畅。但整体来看，唐代基层治理主体建设有明显短板：一是选拔任用不规范，标准模糊，多靠门第、地方势力或上级举荐，没统一能力考核，导致治理主体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乡官没治理能力甚至品行不端；二是权责边界模糊，乡官既要担行政职能，又要管乡土自治，还被上级层层摊派事务，履职混乱，易出现越权或不作为；三是保障激励缺失，乡官地位低，多是“义务性”岗位，俸禄微薄甚至没有，晋升渠道窄，履职积极性低，部分人为谋私利勾结豪强、贪腐敛财，损害百姓利益；四是缺乏培育培训，乡官靠个人经验履职，没系统培训，应对灾荒、冲突等复杂情况时力不从心。
唐代基层治理主体的短板，直接导致联动机制执行走样、效能下降，这也说明治理主体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支撑，建设好坏决定治理成效。当代基层治理传承了传统治理主体“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针对传统局限，构建了“多元协同、素养过硬、保障完善”的治理主体体系，实现了古今转型。
主体构成上，从唐代单一乡官主导，升级为“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协同”体系，拓宽治理力量范围，凝聚合力。唐代只靠乡官等官方主体，治理力量单薄，现在整合了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社会组织、乡贤、辖区企业等多元力量，形成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党组织牵头统筹，基层干部落实政策、统筹事务，网格员扎根网格采信息、收诉求、办小事，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补专业服务（覆盖养老、托幼、调解等），乡官靠威望帮调解、带发展，辖区企业参与公益、助振兴，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补上了唐代治理力量单一的短板。比如农村构建的“村党组织+村委会+村民理事会+乡贤+志愿者”体系，既保障政策落地，又发挥乡土力量作用，实现官方治理和乡土自治协同，既传承了唐代乡官与村老协同的智慧，又拓展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选拔任用方面，改掉唐代“标准模糊、任人唯亲”的弊端，建科学规范的选拔机制，确保治理主体素质适配需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看实绩、听民意”的原则，既查政治素养、道德品行，又看基层经验、群众工作能力、专业治理素养；拓宽选人渠道，通过公开招考、竞争上岗、定向招录、人才回流等方式，吸纳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者、优秀乡土人才等投身基层，打破身份、地域壁垒；选拔过程公开透明，引入群众评议、实地考察、能力测试，确保选出来的人既符合要求，又受百姓认可，能快速融入基层开展工作。比如乡镇干部选拔，公开招考吸纳优秀高校毕业生，定向招录熟悉乡土的本土人才，全程公示接受监督，避免唐代乡官选拔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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