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激活“聚合力、共治理”基因，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借鉴唐代“官治+民治”的多元治理格局，针对当代基层治理力量薄弱、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应充分激活民间治理力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自治、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合力。
在主体培育上，重点激活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宗族组织、企业等民间力量，构建“多元共治主体库”。乡贤方面，通过“乡贤返乡”“乡贤聘任”等方式，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优秀退役军人、道德模范等乡贤参与村（社区）治理，如江苏某村成立乡贤理事会，邀请15名乡贤参与，半年内调解矛盾38起，募集公益资金50万元，引进农产品加工厂1家，带动村民增收 ；设立“乡贤调解室”“乡贤议事会”等平台，让乡贤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公益事业、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志愿者方面，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机制，如北京某社区组建“银发志愿者队”“青年突击队”“专业服务队”（涵盖法律、医疗、教育等领域），注册志愿者达800余人，年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某省建立“志愿者星级评定”“服务时长认定”制度，志愿者可凭服务时长兑换公共服务或生活用品 ，鼓励党员、青年、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养老服务、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应急救援、课业辅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组织方面，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公益组织等民间组织，如浙江某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场地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500余家，涵盖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环保等多个领域 ，支持其承接基层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矛盾调解等职能，发挥其专业化、精细化服务优势；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指导与监管，规范其运行机制，提升其服务能力。宗族组织方面，引导宗族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如广东某村引导宗族组织修订族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其中，规范族人行为；组织宗族互助活动，救助贫困族人、关爱留守老人儿童 ，同时抑制宗族组织的消极作用，防止宗族势力干预基层政权、引发宗族矛盾。企业方面，鼓励企业参与基层治理，如某地级市推行“企业结对帮扶村（社区）”制度，企业通过捐赠公益资金、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助力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 ，形成“企地共建、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参与机制上，搭建多元化的参与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有机会参与、有能力办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业主大会等议事决策机制，明确重大事项必须经群众议事决策通过，确保群众对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让群众能够直接参与村（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与管理；推进“微治理”模式，针对邻里纠纷、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垃圾分类等“微事务”，设立“微议事”“微投票”“微志愿”“微监督”等平台，如湖南某社区推出“微心愿”平台，群众可线上发布需求（如“希望有人帮忙检修家电”“需要课业辅导”），志愿者认领完成，半年实现“微心愿”423个；浙江某村设立“村民议事角”，村民可随时讨论村里的小事，及时化解矛盾 ，鼓励群众从小事入手、从身边事做起，积极参与治理；利用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上参与”渠道，开设“意见征集”“建言献策”“线上投票”等栏目，如某城市社区通过线上平台征集“社区环境整治方案”，收到群众建议100余条，最终采纳23条 ，让群众能够随时随地参与治理、反馈意见，提升参与的便捷性与积极性。
在激励保障上，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参与热情。精神激励方面，对表现突出的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企业等，给予表彰奖励、荣誉称号（如“优秀乡贤”“星级志愿者”“公益企业”），通过村（社区）公告栏、微信公众号、表彰大会等方式进行宣传 ，增强其荣誉感与归属感；政策支持方面，在项目审批、资金扶持、场地提供、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如对参与基层公益事业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免费办公场地 ；物质激励方面，建立“积分制”“时间银行”等制度，如深圳某社区推行“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志愿者服务1小时可存入1个“时间币”，未来可兑换同等时长的志愿服务或生活用品，吸引了3000余人加入；某村推行“治理积分制”，村民参与公益劳动、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村集体福利 ，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能力保障方面，加强对民间治理力量的培训指导，定期组织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政策解读、矛盾调解、服务技能等培训 ，提升其组织协调、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等能力，为其参与治理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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