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的公共性还体现在对宗族“私利”的约束上。宋代部分宗族为了自身利益，存在着侵占公共资源、垄断市场交易、欺压弱小宗族等行为。乡约通过明确的条款，对这类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陕西凤翔出土的《宋代岐州乡约》规定“同约之人，不得侵占公共土地、不得垄断水利资源、不得欺压邻里宗族，违者记入恶簿，屡教不改者逐出乡约”；福建漳州出土的《宋代龙溪乡约》则针对宗族势力强大的特点，专门增加了“禁止宗族械斗”条款，规定“凡宗族之间发生矛盾，需提请乡约调解，不得擅自械斗，违者重罚”。这些条款既保护了乡村的公共利益，又约束了宗族的私利扩张，实现了“以公规制私权”的治理目标。
（二）乡约的“规范性”：约束宗族的权力滥用
宋代宗族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族长、族老等少数人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治理随意等问题。乡约则通过明确的条款、规范的流程，为宗族治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框架，约束了宗族的权力行使。
乡约对宗族纠纷的调解流程进行了规范化，避免了宗族领袖的“一言堂”。《吕氏乡约》规定：“凡同约之人，有争讼者，先由约正调解，不得擅自告官；调解无效者，方可诉诸官府。”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普通乡邻，也适用于宗族内部的纠纷。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宗族纠纷调解案卷》显示，南宋淳熙年间，泉州某宗族内部因族田继承产生矛盾，族人陈甲与陈乙为争夺一块族田的经营权，发生激烈冲突。族长试图偏袒自己的侄子陈甲，引发了其他族人的不满。在此情况下，陈乙提请乡约组织调解。约正接到申请后，立即组织纠察实地核查，查阅了宗族族谱、族田契约等资料，并召集同约之人公开讨论。最终，约正依据乡约“公平公正”原则与《宋刑统》中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定，裁定族田由陈甲与陈乙共同经营，收益平分。这一调解结果既尊重了宗族的血缘关系，又维护了宗族内部的公平正义，避免了族长权力的滥用。
乡约还对宗族的族规制定与执行进行了约束，确保族规符合公序良俗。宋代部分宗族的族规存在着过于严苛、违背人道的条款，如“女子改嫁者浸猪笼”“盗窃者断手指”等。乡约通过“过失相规”的核心宗旨，对这类极端族规进行了纠正。浙江衢州出土的《宋代衢州乡约》明确规定：“宗族族规不得违背乡约宗旨，不得滥用私刑，不得侵犯人身权利，违者乡约有权干预。”该乡约记载的一起案例显示，当地某宗族制定族规，规定“族人盗窃者，断左手食指”。后来，族中一少年因贫困盗窃了邻居少量粮食，族长准备按族规执行惩罚。乡约组织得知后，立即介入干预，约正指出该族规“过于严苛，违背乡约‘劝人改过’的宗旨”，最终说服族长修改族规，改为“责令少年归还粮食、向邻居道歉，并在乡约聚会中公开悔过”。这种干预既维护了乡约的权威性，又纠正了宗族治理的随意性，实现了“族规合规化”的治理目标。
（三）乡约的“合法性”：衔接国法与宗族规范
宋代乡约并非脱离国法的“法外之地”，而是在国法框架内进行的民间自治实践。乡约的核心条款与国法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弥补了国法在基层治理中的不足，形成了“国法为纲、乡约为目”的治理格局。这种与国法的衔接，为乡约赋予了合法性，也为宗族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吕氏乡约》的制定始终遵循国法的基本原则，其“四大宗旨”均与《宋刑统》的立法精神相契合。《宋刑统》强调“孝悌、忠信、邻里互助”，而《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患难相恤”等条款正是对这些原则的细化与落地。例如，《宋刑统》规定“邻里之间有互助义务，遇盗贼、火灾等紧急情况需相互救助”，而《吕氏乡约》则将其具体化为“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种患难的互助方式，明确了互助的范围与流程。这种“国法细化”的特点，使得乡约既具有民间自治的灵活性，又具有国法的合法性。
乡约与国法的衔接还体现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吕氏乡约》规定“乡约调解无效者，方可诉诸官府”，这一规定既尊重了民间自治，又维护了国法的权威。蓝田县出土的《宋代乡约与官府互动案卷》残卷显示，北宋元丰年间，蓝田某村民因“盗窃宗族族田粮食”被乡约组织调解，但该村民拒不执行调解协议，乡约组织遂将其移交县衙处理。县衙依据《宋刑统》中关于盗窃的相关规定，对该村民进行了处罚，并支持了乡约组织的调解结果。这种“民间调解+官府保障”的纠纷解决机制，既减轻了官府的司法负担，又提升了乡约的执行力。同时，官府也通过认可乡约的调解结果，强化了乡约的合法性，形成了“民间自治与国家司法”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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