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王阳明将乡约中的壮丁编入保甲，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保长、甲长从乡约的约正、知约中选拔（需“良知坚定、处事公正”）。保甲的职责不仅是剿匪防盗，更是“以良知守护乡邻”：
- 联防联保：各甲轮流巡逻，遇盗贼时鸣锣示警，邻甲必须支援，但抓捕后并非直接送官，而是先由乡约约正审问，若盗贼是因穷困所迫，且未伤人，则劝导其加入乡约，改过自新；若罪大恶极，则送官处置。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一伙流窜盗贼潜入南安府，被保甲巡逻队发现，约正审问后得知，盗贼是湖广失地农民，遂劝导其留在当地农耕，加入乡约，最终这伙盗贼成为守法良民。
- 民兵教化：保甲中的民兵不仅训练武艺，还要参与每月的讲约，学习良知之理。王阳明规定：“民兵者，先为民，后为兵；先有良知，后有勇力。勇力用于保乡邻，是致良知；用于欺弱小，是昧良知。”他还亲自为民兵编写《民兵约》，将“孝悌忠信”纳入民兵守则，要求民兵“上阵能杀敌，下阵能孝亲”。
- 匪首转化：对于投降的匪首，王阳明并非简单安置，而是让其参与乡约讲解，用自身经历唤醒他人的良知。例如，畲族首领蓝天凤投降后，王阳明让他在畲族村寨的讲约中讲述“官府围剿时，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内心的愧疚”，蓝天凤的讲述打动了许多畲族百姓，此后畲汉矛盾大幅缓解。谢志山投降后，王阳明任命他为约正助理，负责劝导有过者，谢志山感慨：“我半辈子打打杀杀，今日才知，唤醒他人良知，比攻破城池更有意义。”
这种“乡约+保甲”的模式，将道德教化与治安管理融为一体，既解决了南赣的秩序重建问题，又践行了心学“内外合一”的理念。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赣地区“盗贼绝迹，宗族和睦，畲汉相亲，百姓安居乐业”，王阳明在《南赣乡约序》中欣慰地写道：“今南赣之民，晓良知之理，守乡约之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乃致良知之效也。”
四、心学乡约的辐射与影响：从南赣到全国的治理范式
《南赣乡约》在南赣的成功实践，迅速引起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关注，正德之后，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的弟子及追随者将“心学+乡约”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形成了“南赣模式”的本土化变体，打破了宋代乡约“民间自治”的局限，开启了“道德教化+基层治理”的新模式：
（一）浙江余姚：宗族与乡约的深度融合
余姚是王阳明的故乡，王氏宗族势力强大，弟子钱德洪、王畿等人将《南赣乡约》与宗族家训结合，在祠堂设立“良知堂”，提出“族约即乡约，良知即族魂”。
他们将乡约条文融入《王氏家训》，新增“每日自省良知”“每月宗族讲约”等条款，规定族人若违背乡约，不仅要接受乡约的惩戒，还要在宗族祠堂罚跪思过。此外，他们还设立“族学”，在族学中讲解心学与乡约，让孩童从小树立“致良知”的观念。
余姚的模式，将乡约的地缘治理与宗族的血缘治理结合，强化了治理的稳定性，据《余姚县志》记载，嘉靖年间，余姚“宗族无械斗，邻里无讼争，皆赖乡约与家训之力”。
（二）江苏泰州：平民化的良知教化
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将乡约与“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结合，推行平民化的良知教化。他认为“良知不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因此简化乡约条文，用方言编写《乡约浅说》，例如将“致良知”解释为“做好事，存好心，不做亏心事”；
将“患难相恤”解释为“邻居有难搭把手，这是做人的本分”。王艮还走街串巷，在茶馆、集市讲解乡约，甚至为不识字的百姓演唱“良知歌谣”，让乡约深入底层百姓。
泰州的模式，打破了士大夫对教化的垄断，让乡约真正成为“百姓的规约”，万历年间，泰州地区的乡约覆盖率达到90%以上，“虽三尺童子，亦知守约向善”。
（三）湖广麻城：个性解放与良知守护的平衡
受心学影响的思想家李贽，在湖广麻城推行乡约时，强调“童心即良知”——“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良知”。
他反对僵化的道德说教，认为乡约不应束缚人的个性，而应守护人的“童心良知”。例如，乡约中不再强制要求“每日自省”，而是鼓励众人“随心而动，但不违良知”；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自由，李贽主张“只要两情相悦，且不违背孝悌，乡约不应干涉”。
这种模式在当时颇具争议，但却适应了麻城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百姓思想更为开放），使得乡约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也保留了社会的活力。
这些实践虽形式各异，但核心始终是“以心学唤醒良知，以乡约规范行为”，将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形成了多样化的乡约模式。到明代后期，“心学乡约”已成为全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范式，甚至影响到官方的治理政策——万历年间，朝廷颁布《六谕卧碑文》，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为全国百姓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与《南赣乡约》一脉相承，本质是官方对心学乡约理念的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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