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朔望（初一、十五）的讲约仪式，王阳明设计得庄重而亲切，目的是通过仪式感强化良知的觉醒：
1. 焚香明志：众人抵达约所后，先由约长带领焚香，默念“反省己心，致其良知”，让众人从日常琐事中抽离，进入道德自省的状态；
2. 读约明理：由约正宣读乡约条文，每读一条，结合本地案例讲解其背后的良知内涵，例如读“患难相恤”时，讲述某乡人救助邻村受灾百姓的故事，说明“救人即是救己之良知”；
3. 提问解惑：众人自由提问，约长、约正现场解答，王阳明有时也会亲自参与，用百姓的语言化解他们的困惑；
4. 自省分享：自愿分享本月的自省心得，哪怕是“昨日与妻子争吵，今日反省是自己脾气不好，遮蔽了良知”这样的小事，也会得到肯定与鼓励；
5. 散约践行：约长总结“今日致良知，明日见行动”，众人各自散去，将讲约中的感悟转化为日常行为。
考古发现的赣南客家祠堂遗址中，不少留存有明代的“讲约台”遗迹，印证了这一实践模式。例如赣州赣县白鹭村的钟氏祠堂，祠堂内设有高约一米的石质讲台，台侧刻有“明正德间，阳明先生立约讲学于此”的字样，讲台前方留有整齐的石凳凹槽，可容纳五十余人就坐；
祠堂墙壁上还残留着墨书的《南赣乡约》条文片段，以及“孝顺父母，致其良知”“邻里和睦，此心光明”等标语。此外，福建长汀县的畲族村寨遗址中，发现了刻有“良知堂”字样的石碑，石碑背面刻着畲汉双语的乡约简化版，说明王阳明的乡约实践已覆盖到少数民族群体。
（二）善恶簿与奖惩：良知引导的制度保障与情感联结
《南赣乡约》设立“善恶簿”，由约史专门记录，但与宋代乡约的奖惩逻辑截然不同：宋代乡约的奖惩侧重“外部激励”（如酒食奖励、逐出乡约），而王阳明更强调“内在觉醒”与“社群情感联结”。
对于“善行者”，乡约的奖励方式分为三层：
1. 精神表彰：约长当众宣读其事迹，称其“良知光明，可为众人表率”，并将其名字写在“善簿”的显要位置，让其感受到社群的认可；
2. 仪式认可：赠予“良知之星”木牌（木质小牌，刻有“致良知”三字），可悬挂于家门，这在南赣地区成为一种荣耀，百姓认为“家门挂此牌，子孙皆向善”；
3. 社群扶持：若善行者有困难（如家人患病、农田歉收），约长组织众人相助，体现“善有善报，亦是良知共振”。
赣南地方志《赣州府志》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兴国县永丰乡的乡人陈守仁，常年照顾村中孤寡老人，约长将其事迹记入“善簿”，并赠予“良知之星”木牌。后来陈守仁的儿子病重，无钱医治，约长召集同约之人商议，众人自发凑钱请医，最终救活了孩子。
陈守仁感激涕零，约长却说：“你照顾老人时，是致你的良知；我们帮你，是致我们的良知，此乃分内之事。”
对于“有过者”，乡约的惩戒遵循“先教后罚、以情化人”的原则，分为五步：
1. 私下规劝：约正先私下约谈，晓之以良知之理，动之以邻里之情，让其自省；
2. 家族协助：若私下规劝无效，约正联系其宗族长辈，共同劝导，利用宗族情感唤醒其良知；
3. 公开警示：若仍不悔改，在讲约时公开其过错（隐去部分隐私），让社群舆论督促其反省；
4. 限期改过：给予三个月的改过期，约正定期回访，帮助其克服私欲（如赌博者，约正监督其参与农耕，转移注意力）；
5. 逐出乡约：若屡教不改，且行为严重违背良知（如偷盗、伤人），则逐出乡约，但仍保留“自新之门”——若日后改过，可申请重新加入。
龙南县乡人李某的案例尤为典型：李某沉迷赌博，输光家产，甚至偷卖祖田，其父母哭劝无果，约正先私下约谈，李某反驳：“我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约正反问：“你偷卖祖田时，可曾想过父母百年之后，你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你心中的羞恶之心何在？”李某无言以对，但仍未悔改。约正随后联系其宗族族长，族长召集族人训话，称“李某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更是整个宗族的脸”。
李某仍不悔改，约长在讲约时公开其过错，李某羞愧难当，闭门思过三日，最终主动向约长认错，并立下“永不赌博”的誓言。乡约众人不仅接纳了他，还凑钱帮他赎回祖田，李某此后勤恳农耕，成为乡约中的善行者。
王阳明得知后评价：“使其自悟良知，比刑罚惩治更有效也。刑罚能禁其身，不能禁其心；良知能治其心，自然能正其身。”
（三）乡约与军政：良知治理的延伸拓展与秩序重建
南赣地处边境，匪患虽平，但残余势力仍在，且民风彪悍，治安问题不容忽视。王阳明创造性地将乡约与军政结合，提出“保甲与乡约并行”：保甲负责治安防范，乡约负责道德教化，二者的核心都是“唤醒良知，共守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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