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族规与乡约的一体化趋势
清代乡约发展至中晚期，与宗族治理的融合成为基层治理的显着特征。这种融合并非偶然，而是清代国家权力下沉与乡村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乡约借助宗族的血缘纽带实现治理落地，宗族则依托乡约的官方身份获得合法性，二者共同构建起“宗族-乡约-国法”的基层治理链条。从康雍乾时期的初步结合，到嘉道年间的深度绑定，再到咸同光时期的瓦解危机，族规与乡约的融合随时代演进而呈现出鲜明的阶段特征，不仅在中原腹地形成成熟模式，在西南边疆、西北边陲乃至青藏地区也因地制宜衍生出独特形态，折射出清代基层治理体系的动态变化与多元适配。
一、康雍乾时期：族规与乡约的初步融合——国家引导下的制度对接
（一）康熙朝：乡约重建与宗族参与的萌芽
康熙朝是清代乡约制度的重建期。经历明末战乱后，乡村社会秩序崩坏，清廷为强化基层管控，重启乡约制度，以《圣谕十六条》为核心内容，要求各州县设立乡约所，由乡绅主持宣讲。此时乡约的主要功能是教化民众、恢复秩序，宗族尚未深度参与，仅作为乡村民间组织配合乡约的宣讲活动。
如康熙二十五年，河南巡抚阎兴邦在全省推行乡约，规定“各乡约所旁立宗族牌位，令各族长老率族众听讲”，这是官方首次明确引导宗族参与乡约事务。但此时宗族的作用仅限于组织族众参与，族规与乡约的规则体系相互独立，如《江宁府志》记载，康熙年间南京乡约所的宣讲内容仅为《圣谕十六条》，各族族规仍专注于内部事务，二者无直接交集。
（二）雍正朝：国家推动下的宗族纳入乡约体系
雍正朝是族规与乡约融合的关键转折期。雍正帝将《圣谕十六条》扩充为《圣谕广训》，并下令“乡约所必择族望重者为约正，以宗族之力辅乡约之治”，正式将宗族纳入乡约的组织架构。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四年，朝廷颁布新规：“凡州县乡约，约正、值月须于各族族长中遴选，每乡约所联络周边各族，每月朔望除宣讲《圣谕广训》，另令各族长老宣讲族规，使乡约与族规相互呼应。”
这一时期，宗族开始主动对接乡约制度。如雍正六年，广东《南海县志》载，当地冼氏宗族修订族规时，新增“族众须遵乡约宣讲之规，违乡约者同违族规论”；湖南《湘阴郭氏宗谱》则规定“族长兼任乡约值月，每季度将族内事务报乡约所备案”。官府也开始要求宗族将族规抄录送乡约所存档，如雍正八年，浙江巡抚李卫下令：“各府州县各族族规须呈乡约所审核，与《圣谕广训》相悖者修改，审核通过后方可施行。”此举标志着族规开始被纳入国家认可的治理框架，与乡约形成初步的规则衔接。
（三）乾隆朝：融合深化与治理模式的定型
乾隆朝，族规与乡约的融合进入深化阶段，形成了“乡约统摄、宗族执行”的基层治理模式。乾隆帝多次下谕，要求“乡约之治必借宗族之力，宗族之规必合乡约之旨”，并令各地官府总结乡约与宗族结合的经验，形成规范。
在规则层面，乡约文本首次系统性吸纳族规核心内容，将宗族内部事务纳入乡约管辖范围，明确族规需与乡约、国法保持一致。在实践层面，乡约与宗族的协作机制趋于成熟：全省乡约所统一由族长担任约正，每所覆盖10-15族，约正召集各族长老会商乡里事务，教化工作由各族分头落实；乾隆三十年后，江南地区乡约所经费半数以上由族产按丁摊派，宗族成为乡约运行的核心支撑，江西巡抚奏报显示，该模式推行后全省乡村讼案减少六成。
二、嘉道时期：族规与乡约的深度绑定——宗族主导下的治理异化
（一）嘉庆朝：宗族势力崛起与乡约的宗族化
嘉庆朝，随着人口增长与乡村社会矛盾加剧，宗族势力进一步膨胀，乡约逐渐呈现“宗族化”特征。此时乡约约正几乎全由大族族长垄断，乡约所事务决策权落入宗族手中，如《无锡金匮县志》记载，嘉庆十年，无锡全县12个乡约所的约正均为当地望族族长，乡约宣讲内容新增各族族规条文，甚至出现“乡约所定之规由大族长老合议，官府仅备案”的情况。
宗族对乡约的掌控渗透到治理各环节：教化环节用宗族故事替代官方案例，惩戒环节向大族族规倾斜，调解跨宗族纠纷时偏袒本族利益。如嘉庆十五年，苏州吴县两族争水，乡约所约正（大族族长）以“大族族规载‘族众生计为重’”为由，裁决弱小宗族让出水权，埋下宗族势力失控的隐患。
（二）道光朝：融合固化与治理体系的僵化
道光朝，族规与乡约的融合趋于固化，形成“族规即乡约、乡约为族用”的局面，治理体系彻底僵化。乡约文本与宗族族规几乎完全重合，如道光八年《嘉兴府乡约条规》直接收录当地十大宗族的族规要点，明确“乡约之规以各族族规为基础”；道光十二年《余姚吕氏宗谱》的28条例规中，15条照搬乡约条文，13条为乡约条款的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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