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绅阶层的分化与治理能力的衰退
乡绅阶层作为乡约的核心运作主体，其分化与变质直接导致乡约治理能力的衰退，成为乡约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晚清社会的剧烈变革，使乡绅阶层发生了严重分化：一部分开明乡绅转向近代工商业或新式教育，将精力与财富投入到新的领域，对乡约事务的关注与投入日益减少；另一部分保守乡绅固守传统礼法，拒绝任何形式的革新，甚至将西学视为“洪水猛兽”，极力阻挠乡约内容与形式的更新；更有甚者，部分乡绅利用乡约的权力谋取私利，沦为欺压乡民的劣绅。
劣绅的出现严重败坏了乡约的声誉，引发乡民对乡约革新的抵触情绪。河南彰德府的劣绅借助乡约局的权力，向乡民征收“自治捐”“学堂捐”“巡警捐”等苛捐杂税，名目多达十余种，而这些税款大多被劣绅中饱私囊，用于购置田产、修建豪宅，乡村的学堂、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却毫无进展。1909年，彰德府安阳县乡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爆发“毁拆乡约讲堂”的冲突，数十名乡民冲进乡约局，捣毁办公设施，要求罢免劣绅董事。劣绅勾结官府派兵镇压，导致两名乡民受伤，冲突进一步升级，周边村庄的乡民纷纷响应，形成数千人的抗议队伍。最终，清廷不得不下令彻查，罢免了相关劣绅与官员，才平息了民愤，但乡民对乡约的信任度已降至冰点，不少人直言：“乡约局就是劣绅盘剥百姓的工具，不如拆了干净！”
广西桂林府的乡绅为争夺乡约局董事职位，不惜勾结地方官吏打压竞争对手，甚至采用贿赂、诬告等手段，使乡约议事会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完全丧失了基层治理的公信力。1910年，桂林府临桂县乡约局董事选举中，两名乡绅为争夺职位，分别向知县行贿白银千两，知县收受贿赂后，偏袒其中一方，宣布其当选。另一方乡绅不服，煽动乡民到县衙抗议，双方僵持数月，乡约事务陷入停滞，原本计划修建的灌溉水渠因无人负责而搁置，农田灌溉受到严重影响。乡绅阶层的变质与分化，使乡约失去了可靠的运作主体，革新尝试缺乏稳定的力量支撑，诸多良好的改革方案因无人推行而夭折。
（三）新式治理体系的挤压与乡约功能的边缘化
清末新政建立的近代地方自治体系、警察制度、新式学堂等，在功能上与乡约形成重叠与替代，使乡约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原有的治理价值。
地方自治公所作为官方认可的基层治理机构，拥有明确的权责、固定的经费来源与专业的工作人员，能够统筹办理乡村公共事务，而乡约缺乏正式的行政权限与稳定的经费支持，只能依附于自治公所开展工作，沦为自治公所的辅助机构。例如，江苏常州府的乡约局原本负责乡村水利事务，自治公所成立后，水利事务划归自治公所的实业股管理，乡约局仅负责协助征集民工、宣传水利知识，话语权大幅削弱。1909年，常州府筹划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自治公所实业股直接与工程公司签订合同，乡约局直到工程开工前才收到通知，只能配合组织民工，对于工程方案、经费使用等核心问题毫无发言权，乡约讲生长叹：“如今乡约局不过是自治公所的跑腿班子罢了。”
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取代了乡约的治安联防功能。巡警配备制式服装、武器与通讯设备，拥有执法权，能够快速响应乡村治安事件，远比乡约依靠乡民自发组织的“保甲巡查”更具效率。直隶正定府的巡警分局成立后，乡村的治安事务完全由巡警负责，乡约的“保甲长”仅负责日常信息上报，乡约的治安功能几乎丧失。正定府某乡的保甲长曾试图组织乡民进行夜间巡逻，却发现乡民们更愿意依赖巡警，纷纷以“巡警有枪，比我们拿着木棍巡逻安全多了”为由拒绝参与，保甲巡逻最终不了了之。
新式学堂的普及则消解了乡约的教化功能。新式学堂以系统的近代知识教育为核心，开设国文、数学、外语、科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培养乡民的近代素养，而乡约的教化内容仍以传统伦理为主，形式单一、内容陈旧，难以满足乡民的需求。浙江绍兴府的新式学堂入学率从1905年的10%提升至1910年的40%，同期乡约讲堂的听讲人数则从每月数百人降至不足五十人，且多为年事已高的老人。乡约讲生试图调整讲读内容，加入近代科学知识，却因自身学识有限，讲解漏洞百出，反而引来乡民的嘲笑，乡约的教化权威彻底瓦解。
在多重挤压下，乡约的功能不断萎缩：原本的教化功能被新式学堂与近代报刊取代，治安功能被巡警取代，议事功能被自治公所取代，调解功能被官府的审判机构与自治公所的调解股取代，乡约逐渐沦为“补充性治理载体”，甚至在部分地区仅存“讲读《圣谕广训》”的形式，失去了实际的治理价值。据1911年清廷民政部的统计，全国保留乡约组织的地区不足战前的三成，且大多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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