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当康远的“法律防火墙”在“社会性死亡”的精准打击下土崩瓦解，“兄弟资本”的威名在深圳的资本圈内，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实力符号”，进化成了一个代表着“**跨维度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超级品牌。然而，就在加代的生态系统影响力日益增强之时，一个来自传统领域的求助，将一场全新的博弈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一次的对手，不再是精通法律与资本的现代玩家，而是一种更为古老、也更为顽固的存在——**区域性的“通道垄断者”**。广义商会会长郎文涛，一个手握数亿重资产的实业家，在清远遭遇了野蛮的“市场准入壁垒”。这场冲突的本质，是“**项目制资本**”在扩张时，与“**地头蛇经济**”的正面碰撞。当传统的商业规则与人脉关系全部失效时，加代的“平台”，又将如何为生态内的成员“赋能”？
郎文涛，作为广义商会的会长，其商业版图的核心逻辑是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他旗下的地产项目，每一个都意味着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资金沉淀。此刻，他正面临着一次教科书式的“**投资沉没风险**”。
清远，距离深圳仅两小时车程的新兴市场，郎文涛的团队经过精密测算，拿下了一块极具潜力的地皮。从设计图纸到施工设备进场，前期数百万的资金已经投入，整个项目如同一台蓄势待发的精密机器，只待点火启动。
然而，机器的核心零件却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卡住。
“郎总，对方不是来谈判的，是来‘**宣示主权**’的。”项目负责人老徐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了无力感，“他叫陈志辉，清远本地的‘隐形冠军’。他不是要股份，也不是要合作，他要的是‘**市场准入费**’。”
郎文涛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就在一小时前，陈志辉带着十余人，直接闯入了项目部的临时食堂。他没有复杂的商业谈判，只有一个动作——当着几十名员工的面，掀翻了餐桌。这个动作，是一种精心计算过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风险展示**”。它传递的信息简单而粗暴：在这片区域，我，就是商业环境的一部分。任何无视我存在的商业活动，都将被视为“**系统性违规**”。
“他要多少？”郎文涛沉声问。
“两千万。”老徐的声音带着一丝荒谬，“而且，只保证一期工程。他说，‘谁开发谁赚钱的买卖，我凭什么让你一个外地人来做？’。郎总，他把这块地，视为了自己的**私人资产**，我们所有的投资，都成了给他做嫁衣的‘前期成本’。”
郎文涛沉默了。他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实力、商业模型、政府批文，在陈志辉构建的“**非正式规则**”面前，全部失效。对方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对他进行“资产负债表”的公开勒索。
回到深圳，郎文涛启动了他的第一套危机预案：**寻求体系内支援**。他找到了广义商会的副会长，在深圳江湖颇有声望的董奎安。
在他看来，商会本应是抵御外部风险的“联盟防火墙”。然而，董奎安的反应，却让他坠入了更深的冰窟。
“会长，清远那个陈志辉，我打听了，‘地头蛇’里的‘龙头’，不好办。”董奎安在电话里先是表示了同情，随即话锋一转，“不过，你要是真想做，也不是没办法。你把项目50%的干股给我，我来出面。我天津帮的兄弟，陪他玩到底。”
郎文涛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他听懂了董奎安的潜台词。这并非一次“联盟行动”，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内部套利”。董奎安看中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机会，而是利用这次危机，从郎文涛这个“受困资产”身上，强行切割下一半利润的良机。
商会这个看似牢固的“防火墙”，在真正的跨区域、高强度风险面前，非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率先从内部开始“**蚕食**”自己人。这个体系，已经失去了应对新型风险的进化能力。
一筹莫展之际，郎文涛的助理小李一个无心的电话，为他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窄门。
“会长，我刚才在罗湖碰见加代了，就是上次在您宴会上，帮您处理陆克华事件的那位。他现在做了一个‘兄弟资本’，听说专门处理各种复杂的商业难题。”
“加代？”郎文涛的脑海里，瞬间闪过那个年轻但眼神锐利的身影。他想起了那一百多号人所展现出的惊人“组织力”和“执行力”。那是一种与董奎安的“江湖草莽”截然不同的、更具现代化管理色彩的力量。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加代的电话。
“郎会长，有事您直说。”加代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
郎文涛将清远的困境和盘托出，并试探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价码：“加代，这个项目，总利润预估在三千万左右。你如果能帮我摆平，我给你一半，一千五百万。”他刻意压缩了利润预期，这是传统商人在谈判桌上的本能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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