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清晨六点十分驶入温州站。
天刚蒙蒙亮，站台上却已经人声鼎沸。挑着担子的小贩、举着木牌接站的、还有背着巨大编织袋的旅客，把狭小的站台挤得水泄不通。
“温州……到了？”刚子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林卫东下车。
“到了。”林卫东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海腥味，还夹杂着煤烟和早点摊的油香。
和上海不同，温州的站前广场更“野”。没有整齐的排队，没有统一的制服，到处都是乱哄哄的讨价还价声。几个男人围上来：“住店不？五块钱一晚，有热水！”“去乐清、柳市，马上发车！”“换外汇券，比银行高！”
林卫东拉着刚子挤出人群，在广场边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现在去哪？”刚子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有些茫然。
“先找人。”林卫东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第三页。上面是他根据前世的记忆写的几个关键词：
“温州，1988年国库券黑市：1.五马街邮电局门口；2.解放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3.小南门附近茶楼。”
“走，去五马街。”
两人在路边找了个早点摊。豆浆三分钱一碗，油条四分钱一根。林卫东要了两碗豆浆、四根油条，花了三毛四分——这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钱。
“吃完这顿，咱们要么发财，要么要饭。”林卫东咬了一口油条，开玩笑道。
“要饭我也跟你一起要。”刚子闷头喝豆浆。
吃完早饭，林卫东问摊主：“师傅，五马街怎么走？”
“前面坐5路公交车，三站地。”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说话带着浓重的温州口音，“你们外地来的？做生意的？”
“嗯，收点东西。”
“收国库券吧？”大妈一边炸油条一边说，“这段时间好多外地人来收，都往五马街跑。我儿子也在那儿摆摊，你们要是想收，我可以带你们去，给个介绍费就行。”
林卫东和刚子对视一眼。
“大妈，您儿子收什么价？”
“看年份。85年的，一百块面额给一百零二块，比银行高！”大妈压低声音，“不过要现金，不赊账。”
一百零二块？比林卫东预想的还高两个点。
“那如果我们要卖呢？”
“卖？”大妈打量了他们一下，“你们有券？”
“有点。”
“卖的话……一百块面额能给一百块。我儿子是二道贩子，他也要赚点。”大妈很实诚，“不过我建议你们直接去找‘陈老四’，他是大庄家，收得多，价格也公道。我儿子也是从他那儿拿货。”
“陈老四在哪能找到？”
“这个点……”大妈看看天色，“应该在‘香茗阁’喝茶。就在五马街那头，是个茶楼，你们一问就知道。”
林卫东谢过大妈，和刚子一起往公交站走。
“卫东，这大妈靠谱吗？”刚子小声问。
“一半一半。”林卫东说，“但至少有个方向。咱们先去五马街看看，实在不行再找她儿子。”
5路公交车来了。没有门，就是个铁皮箱子，里面塞满了人。林卫东和刚子挤上去，车开了，售票员扯着嗓子喊：“买票买票，一毛钱一位！”
车晃晃悠悠地开了二十多分钟，在一个繁华的路口停下。
“五马街到了！”
一下车，林卫东就感受到了这里的不同。街道不宽，两边是两三层高的老式建筑，但几乎每个门面都开着店。服装店、鞋店、五金店、电器行……琳琅满目。更显眼的是街边的人行道，摆满了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打火机、计算器、电子表、太阳镜、丝袜、牛仔裤。
“这……这能摆摊？”刚子看得目瞪口呆。在滨城，摆摊属于“投机倒把”，抓住了要没收东西还要罚款的。
“温州不一样。”林卫东低声说，“这里私营经济发达，政府管得松。”
两人顺着街道往前走，很快看到邮电局。门口果然聚集着一群人，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话，手里拿着小本子或计算器。但没有人摆摊，也没有明显的交易迹象。
“怎么没看见买卖？”刚子疑惑。
“都在暗处。”林卫东观察了一会儿，“你看那些人，谈几句就往小巷子里走，或者进旁边的茶馆。这是黑市，不能太张扬。”
正说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凑过来，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兄弟，收券还是卖券？”
“卖券。”林卫东说。
“什么年份？多少？”
“85年的，一百五面额。”
男人从兜里掏出计算器按了几下：“85年的……今天行情一百块面额给九十八。一百五的，给一百四十七。”
“这么低？”林卫东皱眉。
“行情就这样。”男人耸耸肩，“你要卖就卖，不卖拉倒。我告诉你，这几天卖券的人多，价格跌了。”
林卫东摇摇头：“我再看看。”
男人撇撇嘴走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