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清晨六点十分驶入温州站。
天刚蒙蒙亮,站台上却已经人声鼎沸。挑着担子的小贩、举着木牌接站的、还有背着巨大编织袋的旅客,把狭小的站台挤得水泄不通。
“温州……到了?”刚子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林卫东下车。
“到了。”林卫东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海腥味,还夹杂着煤烟和早点摊的油香。
和上海不同,温州的站前广场更“野”。没有整齐的排队,没有统一的制服,到处都是乱哄哄的讨价还价声。几个男人围上来:“住店不?五块钱一晚,有热水!”“去乐清、柳市,马上发车!”“换外汇券,比银行高!”
林卫东拉着刚子挤出人群,在广场边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现在去哪?”刚子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有些茫然。
“先找人。”林卫东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第三页。上面是他根据前世的记忆写的几个关键词:
“温州,1988年国库券黑市:1.五马街邮电局门口;2.解放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3.小南门附近茶楼。”
“走,去五马街。”
两人在路边找了个早点摊。豆浆三分钱一碗,油条四分钱一根。林卫东要了两碗豆浆、四根油条,花了三毛四分——这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钱。
“吃完这顿,咱们要么发财,要么要饭。”林卫东咬了一口油条,开玩笑道。
“要饭我也跟你一起要。”刚子闷头喝豆浆。
吃完早饭,林卫东问摊主:“师傅,五马街怎么走?”
“前面坐5路公交车,三站地。”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说话带着浓重的温州口音,“你们外地来的?做生意的?”
“嗯,收点东西。”
“收国库券吧?”大妈一边炸油条一边说,“这段时间好多外地人来收,都往五马街跑。我儿子也在那儿摆摊,你们要是想收,我可以带你们去,给个介绍费就行。”
林卫东和刚子对视一眼。
“大妈,您儿子收什么价?”
“看年份。85年的,一百块面额给一百零二块,比银行高!”大妈压低声音,“不过要现金,不赊账。”
一百零二块?比林卫东预想的还高两个点。
“那如果我们要卖呢?”
“卖?”大妈打量了他们一下,“你们有券?”
“有点。”
“卖的话……一百块面额能给一百块。我儿子是二道贩子,他也要赚点。”大妈很实诚,“不过我建议你们直接去找‘陈老四’,他是大庄家,收得多,价格也公道。我儿子也是从他那儿拿货。”
“陈老四在哪能找到?”
“这个点……”大妈看看天色,“应该在‘香茗阁’喝茶。就在五马街那头,是个茶楼,你们一问就知道。”
林卫东谢过大妈,和刚子一起往公交站走。
“卫东,这大妈靠谱吗?”刚子小声问。
“一半一半。”林卫东说,“但至少有个方向。咱们先去五马街看看,实在不行再找她儿子。”
5路公交车来了。没有门,就是个铁皮箱子,里面塞满了人。林卫东和刚子挤上去,车开了,售票员扯着嗓子喊:“买票买票,一毛钱一位!”
车晃晃悠悠地开了二十多分钟,在一个繁华的路口停下。
“五马街到了!”
一下车,林卫东就感受到了这里的不同。街道不宽,两边是两三层高的老式建筑,但几乎每个门面都开着店。服装店、鞋店、五金店、电器行……琳琅满目。更显眼的是街边的人行道,摆满了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打火机、计算器、电子表、太阳镜、丝袜、牛仔裤。
“这……这能摆摊?”刚子看得目瞪口呆。在滨城,摆摊属于“投机倒把”,抓住了要没收东西还要罚款的。
“温州不一样。”林卫东低声说,“这里私营经济发达,政府管得松。”
两人顺着街道往前走,很快看到邮电局。门口果然聚集着一群人,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话,手里拿着小本子或计算器。但没有人摆摊,也没有明显的交易迹象。
“怎么没看见买卖?”刚子疑惑。
“都在暗处。”林卫东观察了一会儿,“你看那些人,谈几句就往小巷子里走,或者进旁边的茶馆。这是黑市,不能太张扬。”
正说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凑过来,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兄弟,收券还是卖券?”
“卖券。”林卫东说。
“什么年份?多少?”
“85年的,一百五面额。”
男人从兜里掏出计算器按了几下:“85年的……今天行情一百块面额给九十八。一百五的,给一百四十七。”
“这么低?”林卫东皱眉。
“行情就这样。”男人耸耸肩,“你要卖就卖,不卖拉倒。我告诉你,这几天卖券的人多,价格跌了。”
林卫东摇摇头:“我再看看。”
男人撇撇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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