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晚上八点十分驶入上海站。
站台上的喧嚣扑面而来。比起滨城，上海的夜晚亮得多。站前广场灯火通明，人潮汹涌。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提着公文包的干部、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混杂在一起，像一股奔腾的洪流。
“到了。”林卫东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是煤烟、汗水和食物混杂的味道。
四人随着人流挤出车站。赵志刚熟门熟路地带他们找到公交站：“坐41路，到静安寺。招待所在那儿附近。”
“赵叔来过上海？”孙建军问。
“跑车的时候来过几次。”赵志刚说，“静安寺那边热闹，商店多，人也杂。咱们住那儿，办事方便。”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公交车来了。没有空调的公交车里挤满了人，闷热得像蒸笼。林卫东挤在人群中，看着窗外闪过的街景。
1988年的上海，已经显露出大都市的模样。霓虹灯闪烁，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更多的还是老式的弄堂、低矮的房屋、纵横交错的电线。
“变化真大。”孙建军感叹，“我去年路过上海，还没这么多灯。”
“深圳不也这样？”林卫东问。
“深圳是工地多，上海是老房子多。”孙建军说，“但感觉不一样。深圳是新的，一切都是刚建起来的。上海是老的，有底蕴。”
公交车摇摇晃晃开了四十多分钟，在静安寺站停下。
下了车，林卫东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地方。静安寺的金顶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寺前的街道灯火通明。商店、饭馆、理发店、裁缝铺……一家挨着一家。人行道上摆满了地摊，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这儿比白天还热闹。”刚子看得眼花缭乱。
“夜市。”赵志刚说，“上海人爱逛夜市，到十一点都不散。走吧，招待所在前面。”
招待所在一条小巷里，是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国营东风旅社”的牌子。前台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戴着老花镜，正在织毛衣。
“住宿。”赵志刚上前。
“介绍信。”大妈头也不抬。
赵志刚从怀里掏出介绍信——是纺织厂开的，写的是“出差采购”。大妈接过看了看，又打量了他们四人一眼：“几个人？”
“四个，要个四人间。”
“四人间没了，只有两个双人间，挨着的。”大妈翻着登记本，“一晚上五块，押金十块。住几天？”
“三天。”林卫东说。
交了钱，拿了钥匙。房间在二楼，203和204，对门。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洗脸架。但还算干净，窗户开着，有风吹进来。
“咱们怎么住？”孙建军问。
“赵叔和建军哥一间，我和刚子一间。”林卫东说，“放好东西，咱们先去吃饭，然后我去找老李。”
“这么晚还去？”刚子看看表，快九点了。
“老李他们那行，晚上才是干活的时候。”林卫东说，“白天人多眼杂，不好交易。”
放好行李，四人下楼，在巷口找了家小面馆。阳春面一毛二一碗，林卫东要了四碗，又加了四个荷包蛋。
“吃完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去找老李。”林卫东一边吃一边说。
“我跟你去。”赵志刚说。
“不用，赵叔。那地方人多眼杂，您去太显眼。我一个人去，装得像普通客户。”林卫东说，“您和建军哥、刚子在招待所等着，把钱看好了。”
赵志刚想了想，点头：“那你小心点。十一点前回来，不回来我们就去找你。”
“放心。”
吃完饭，林卫东一个人往静安寺邮电局方向走。夜晚的街道比白天安静些，但那条小街——就是上次交易的地方——依然有人影晃动。
林卫东走到街口，观察了一会儿。树影下，有五六个人，三三两两地站着。有的抽烟，有的看报纸，看似随意，但眼睛都盯着街上来往的人。
他认出了老李。老李蹲在墙角，面前摆着个小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维修钟表”——这是个暗号，意思是“收券”。
林卫东走过去，蹲在老李旁边。
“修表？”老李头也不抬。
“不修表，问个路。”林卫东低声说，“去温州怎么走？”
老李抬起头，借着昏暗的路灯，认出了林卫东：“是你啊，小兄弟。温州……可远，得坐火车。”
“火车票好买吗？”
“看你要什么时候的。晚上的好买，白天的难。”老李说着暗语，意思是问要什么券。
“要一百张晚上的。”林卫东说，“有吗？”
“一百张？”老李眼睛亮了，“那可得多等几天。现在手头只有三十张。”
“三十张不够。我急着走，一百张，今晚就要。”
老李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跟我来。”
林卫东跟着老李，穿过小巷，来到一栋老式里弄的房子前。老李敲了敲门，三长两短。门开了条缝，里面的人看了看，让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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