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晚上八点十分驶入上海站。
站台上的喧嚣扑面而来。比起滨城,上海的夜晚亮得多。站前广场灯火通明,人潮汹涌。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提着公文包的干部、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混杂在一起,像一股奔腾的洪流。
“到了。”林卫东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是煤烟、汗水和食物混杂的味道。
四人随着人流挤出车站。赵志刚熟门熟路地带他们找到公交站:“坐41路,到静安寺。招待所在那儿附近。”
“赵叔来过上海?”孙建军问。
“跑车的时候来过几次。”赵志刚说,“静安寺那边热闹,商店多,人也杂。咱们住那儿,办事方便。”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公交车来了。没有空调的公交车里挤满了人,闷热得像蒸笼。林卫东挤在人群中,看着窗外闪过的街景。
1988年的上海,已经显露出大都市的模样。霓虹灯闪烁,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更多的还是老式的弄堂、低矮的房屋、纵横交错的电线。
“变化真大。”孙建军感叹,“我去年路过上海,还没这么多灯。”
“深圳不也这样?”林卫东问。
“深圳是工地多,上海是老房子多。”孙建军说,“但感觉不一样。深圳是新的,一切都是刚建起来的。上海是老的,有底蕴。”
公交车摇摇晃晃开了四十多分钟,在静安寺站停下。
下了车,林卫东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地方。静安寺的金顶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寺前的街道灯火通明。商店、饭馆、理发店、裁缝铺……一家挨着一家。人行道上摆满了地摊,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这儿比白天还热闹。”刚子看得眼花缭乱。
“夜市。”赵志刚说,“上海人爱逛夜市,到十一点都不散。走吧,招待所在前面。”
招待所在一条小巷里,是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国营东风旅社”的牌子。前台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戴着老花镜,正在织毛衣。
“住宿。”赵志刚上前。
“介绍信。”大妈头也不抬。
赵志刚从怀里掏出介绍信——是纺织厂开的,写的是“出差采购”。大妈接过看了看,又打量了他们四人一眼:“几个人?”
“四个,要个四人间。”
“四人间没了,只有两个双人间,挨着的。”大妈翻着登记本,“一晚上五块,押金十块。住几天?”
“三天。”林卫东说。
交了钱,拿了钥匙。房间在二楼,203和204,对门。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洗脸架。但还算干净,窗户开着,有风吹进来。
“咱们怎么住?”孙建军问。
“赵叔和建军哥一间,我和刚子一间。”林卫东说,“放好东西,咱们先去吃饭,然后我去找老李。”
“这么晚还去?”刚子看看表,快九点了。
“老李他们那行,晚上才是干活的时候。”林卫东说,“白天人多眼杂,不好交易。”
放好行李,四人下楼,在巷口找了家小面馆。阳春面一毛二一碗,林卫东要了四碗,又加了四个荷包蛋。
“吃完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去找老李。”林卫东一边吃一边说。
“我跟你去。”赵志刚说。
“不用,赵叔。那地方人多眼杂,您去太显眼。我一个人去,装得像普通客户。”林卫东说,“您和建军哥、刚子在招待所等着,把钱看好了。”
赵志刚想了想,点头:“那你小心点。十一点前回来,不回来我们就去找你。”
“放心。”
吃完饭,林卫东一个人往静安寺邮电局方向走。夜晚的街道比白天安静些,但那条小街——就是上次交易的地方——依然有人影晃动。
林卫东走到街口,观察了一会儿。树影下,有五六个人,三三两两地站着。有的抽烟,有的看报纸,看似随意,但眼睛都盯着街上来往的人。
他认出了老李。老李蹲在墙角,面前摆着个小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维修钟表”——这是个暗号,意思是“收券”。
林卫东走过去,蹲在老李旁边。
“修表?”老李头也不抬。
“不修表,问个路。”林卫东低声说,“去温州怎么走?”
老李抬起头,借着昏暗的路灯,认出了林卫东:“是你啊,小兄弟。温州……可远,得坐火车。”
“火车票好买吗?”
“看你要什么时候的。晚上的好买,白天的难。”老李说着暗语,意思是问要什么券。
“要一百张晚上的。”林卫东说,“有吗?”
“一百张?”老李眼睛亮了,“那可得多等几天。现在手头只有三十张。”
“三十张不够。我急着走,一百张,今晚就要。”
老李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跟我来。”
林卫东跟着老李,穿过小巷,来到一栋老式里弄的房子前。老李敲了敲门,三长两短。门开了条缝,里面的人看了看,让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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