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驶入温州站。
月台上灯火通明，比上海站更加喧嚣。叫卖声、吆喝声、方言的交谈声混成一片。挑着担子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担子里是热气腾腾的馄饨、汤圆、炒粉干。
“温州到了。”林卫东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坐了九个多小时的硬座，腰都快要断了。
四人随着人流下车。刚踏上月台，一股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七月的温州，比滨城闷热得多。
“先找地方住下。”林卫东看了看表，“明天一早去找陈老四。”
“我知道个招待所，离这儿不远。”孙建军说，“去年我来过，挺干净，也不贵。”
“行，建军哥带路。”
四人挤出车站。站前广场上停着不少三轮车，车夫们用带着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揽客：“去哪？三轮车走不走？”
孙建军熟练地用温州方言和车夫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块钱的价格谈妥，送他们去招待所。
三轮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夜晚的温州依然热闹，许多店铺还开着门，灯火通明。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卖衣服的、卖鞋的、卖小商品的，琳琅满目。
“这里比深圳还热闹。”孙建军感慨。
“温州人做生意是天生的。”林卫东说。前世他来过温州多次，知道这片土地孕育了多少商业传奇。
招待所在一条小巷里，是一栋五层楼，招牌上写着“红星旅社”。门面不大，但还算干净。
“四人间，住两晚。”孙建军上前台办手续。
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碎花连衣裙。她看了看介绍信，又打量了一下四人：“四人间没了，有两个双人间，挨着的。”
“行。”孙建军交了钱和押金，拿了钥匙。
房间在三楼，302和303。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几乎挨着，一个床头柜，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但好在有窗户，可以通风。
“凑合一晚吧。”林卫东放下行李，“明天办完事，咱们住好点的。”
“这就不错了。”赵志刚说，“比我们跑车住的招待所强。”
四人简单洗漱后，林卫东拿出装国库券的包，仔细清点。一百张，一张不少。
“明天几点去找陈老四？”孙建军问。
“约好是上午。”林卫东说，“他在香茗阁喝茶，一般十点前都在。”
“那咱们九点出发。”
“行。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是关键。”
这一夜，林卫东睡得不安稳。隔壁房间有人打呼噜，窗外时不时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盘算明天的交易细节。
价格是谈好的一百零一，但陈老四会不会变卦？毕竟一万块面额的券，不是小数目。如果陈老四压价，该怎么办？如果陈老四验货时挑毛病，又该怎么办？
还有，拿到钱后怎么安全离开温州？一万多现金，不是小数，路上会不会被盯上？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人起床，在招待所楼下吃了早饭——豆浆油条。温州的油条比北方的细，但更脆。
九点整，出发去香茗阁。
香茗阁在五马街尽头，还是那栋二层木楼。早上人不多，一楼只有几个老人在喝茶看报。
“陈老板在吗？”林卫东问伙计。
伙计认出了他：“在，二楼雅间。陈老板交代了，您来了直接上去。”
四人上楼。二楼雅间里，陈老四正在喝茶，对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像干部。
“陈老板。”林卫东敲门。
“小林来了？”陈老四抬起头，看到林卫东身后的三人，挑了挑眉，“这几位是？”
“我朋友，一起做生意的。”林卫东说。
“坐。”陈老四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这位是信用社的张主任。”
“张主任好。”林卫东礼貌地打招呼。他心里一动，信用社主任？难道是陈老四的资金来源？
“小同志好。”张主任点点头，继续喝茶，但眼睛在打量林卫东几人。
“货带来了？”陈老四问。
“带来了。”林卫东把布包放在桌上，“一百张，85年的，一百面额。”
陈老四打开布包，拿出一沓券，开始验货。他验得很仔细，每张都对着光看水印，用手摸纸张，看印章。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雅间里很安静，只有陈老四翻动纸张的声音。林卫东表面平静，手心却微微出汗。
验了大约二十张，陈老四停下来，抬起头：“品相不错，都是真货。但有三张边角有点磨损，到不了一百零一。”
林卫东心里一紧，果然来了。
“陈老板，咱们说好的一百零一。”林卫东说，“这三张磨损，我可以让一点，但其他的不能变。”
“做生意嘛，总要讨价还价。”陈老四笑了笑，“这样，九十七张好的，按一百零一。三张磨损的，按一百。总共……一万零九十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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