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天刚亮,林卫东就醒了。
他轻手轻脚地起床,洗漱完毕,叫醒了隔壁房间的孙建军。两人没有惊动刚子和赵志刚,悄悄出了招待所。
清晨的上海街道,和夜晚截然不同。没有了霓虹灯的喧嚣,街道显得干净而宁静。早点摊刚刚支起来,蒸笼冒着热气,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晨练的老人提着鸟笼,年轻的上班族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
“去吃点东西。”林卫东说。
两人在街角找了个早点摊。馄饨一毛五一碗,小笼包两毛一笼。林卫东要了两碗馄饨、两笼包子。
“昨天那事儿,你怎么看?”孙建军边吃边问。
“黑市都这样。”林卫东吹着馄饨的热气,“真真假假,就看谁眼力好。昨天他们想坑咱们,没成。但下次交易,得更小心。”
“我看那中年人,不像善茬。”
“肯定不是。”林卫东说,“能在这行混的,都是人精。不过咱们做完这趟,不一定再找他。温州那边价格好,以后可能直接在上海收散券,自己凑整。”
“这主意好。”孙建军点头,“我在深圳也这么干。找几个可靠的散客,慢慢收,价格能压得更低。”
吃完早饭,七点不到。两人往黑市那条街走。
白天的黑市,和晚上不太一样。人少了很多,而且更隐蔽。没有人在街边明目张胆地摆摊,只有几个看起来像闲逛的人,在树下或墙角晃悠。
林卫东认出了老李。老李今天换了身衣服,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裤子,蹲在邮电局门口看报纸。
“李老板。”林卫东走过去。
老李抬起头,看到林卫东,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小兄弟,这么早?”
“来收剩下的三张券。”林卫东开门见山,“什么价?”
“这个……”老李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昨天那事儿,对不住。是我没验仔细。”
“过去的事不提了。今天这三张,要真的,品相好的。”
“有有有。”老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国库券,“你看看,都是昨天新收的,我验过了,保真。”
林卫东接过,走到亮处仔细看。三张85年一百面额的券,纸张、水印、印章都没问题。品相也不错,没有明显磨损。
“什么价?”
“昨天说好九十二块三……”
“昨天是昨天。”林卫东打断他,“三张散券,按行情来。现在市面价多少?”
老李犹豫了一下:“散券……九十二块五。”
“九十二块二。行就成交,不行我找别人。”林卫东语气坚决。
老李看了看周围,咬咬牙:“行,九十二块二。就当交个朋友。”
林卫东数出二百七十六块六毛钱,递给老李。老李点清,把三张券交给林卫东。
“小兄弟,以后还做这生意吗?”老李问。
“看情况。”林卫东把券收好,“李老板要是有好货,可以留着。我下个月可能还来。”
“好,好。”老李连连点头,“下次一定给你最好的货。”
交易完成,林卫东和孙建军离开黑市。
“现在咱们有一百张了。”孙建军说。
“嗯。”林卫东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是一百张浅蓝色的国库券,一万块面额,沉甸甸的。“接下来就是去温州。”
两人回到招待所,刚子和赵志刚已经起来了,正在吃早饭。
“怎么样?”赵志刚问。
“收齐了。”林卫东坐下,把最后三张券也放进布包,“咱们今天得去温州。火车票得赶紧买。”
“现在就去车站?”刚子问。
“嗯。”林卫东看了看表,八点半,“收拾东西,退房。然后去火车站。”
四人快速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招待所的大妈看了看他们:“这么早走?”
“有事,得赶车。”
退了房,四人打车去火车站。1988年上海的出租车还是稀罕物,主要是给外宾和有钱人坐的。但林卫东觉得时间紧,花钱买时间值得。
出租车是上海牌,车里有一股皮革和香烟的味道。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很健谈。
“几位是出差?”
“嗯,去温州。”林卫东说。
“温州好啊,现在那边生意人多。”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我有个亲戚在温州做服装生意,去年赚了好几万。你们也是做生意的吧?”
“倒腾点东西。”
“现在这年头,做生意比上班强。”司机感慨,“我在厂里开了二十年车,一个月工资才八十五块。开出租车,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二三十。”
“那您怎么还开出租车?”
“辞职了厂里不给分房啊。”司机苦笑,“我老婆孩子还在厂里住宿舍。等攒够钱,买个小房子,我也出来单干。”
林卫东看着窗外的街景,没说话。这就是1988年,一个充满机会和矛盾的时代。人们渴望改变,又被体制束缚。敢闯的人先富起来,保守的人还在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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