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十分，火车缓缓驶入温州站。
天色已经亮了，但还带着黎明时分的灰蒙。站台上人来人往，比上海西站热闹得多。叫卖声、吆喝声、各种方言混杂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煤烟味和早点摊的油烟味。
“到了。”林卫东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一夜火车，虽然睡的是卧铺，但依然疲惫。
四人提着行李下车。站台比上海站小，但更拥挤。扛着麻袋的民工、提着箱子的生意人、带着孩子的妇女，挤作一团。
“先出站。”赵志刚走在最前面，用身体开路。
挤过人群，出了站。站前广场上，景象更惊人——密密麻麻的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服装、鞋袜、小电器、眼镜、手表……每个摊位前都围着人，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我的天，这比咱们那儿集市还热闹。”刚子看呆了。
“温州就这样。”孙建军说，“全民做生意。你看那个卖打火机的，那个卖计算器的，都是家庭作坊做的。”
“先找个地方落脚。”林卫东说，“然后联系陈老四。”
“我知道个招待所，离这儿不远，我以前住过。”孙建军带路。
四人穿过广场，走进一条小巷。巷子里也都是店铺，不过比广场上正规些。在巷子尽头，有栋四层小楼，招牌上写着“国营东风旅社”。
“就这儿。”孙建军说。
招待所不大，但还算干净。前台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织毛衣。看到他们进来，抬起头：“住宿？”
“两个标准间。”林卫东说。
“介绍信。”
林卫东递过去卫东贸易公司的介绍信。女人看了看：“公司出差？”
“嗯。”
“一晚上十五块，押金二十。住几天？”
“先住两天。”
交了钱，拿了钥匙，四人上楼。房间在二楼，两个房间挨着。虽然叫标准间，但很简陋：两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小桌子，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但好在有独立卫生间，能洗澡。
“先把东西放好。”林卫东把两个提包放在床下，“然后去吃早饭，再联系陈老四。”
四人简单洗漱后下楼。在招待所旁边找了个早点摊，点了豆浆、油条、包子。
“温州这边，吃的东西和咱们那儿差不多。”刚子边吃边说。
“口味稍微淡点。”赵志刚说。
正吃着，忽然有人走过来：“几位是滨城来的吧？”
四人抬头。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看起来很精神。
“你是？”林卫东警惕地问。
“我是陈老板派来的。”男人笑着说，“陈老板让我在这儿等你们。我叫小王，是陈老板的司机。”
“陈老板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
“昨天接到李老板的电话，说你们今天早上到。”小王说，“陈老板让我在这儿等着，怕你们找不到地方。”
林卫东和孙建军对视一眼。老李果然和陈老四联系了。
“陈老板现在在哪儿？”林卫东问。
“在香茗阁等你们。”小王说，“几位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过去。”
“行。”
四人加快吃饭速度。林卫东心里盘算着：陈老四这么热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吃完饭，小王开车送他们去香茗阁。车是一辆黑色桑塔纳，在1988年，这是绝对的豪车。
“陈老板对这次交易很重视。”小王一边开车一边说，“特意交代我，一定要把几位安全送到。”
“谢谢。”林卫东说。
车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香茗阁。还是那栋二层木楼，但白天看更气派些。门口停着好几辆车，有桑塔纳，有面包车，还有两辆进口车。
“陈老板在二楼雅间。”小王说，“几位请。”
四人上楼。二楼依然安静，雅间的门关着。小王敲了敲门：“陈老板，滨城的客人到了。”
“进来。”
推门进去。陈老四正在喝茶，身边还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像干部；另一个穿着中山装，年纪稍大，像个老江湖。
“小林来了！”陈老四站起身，很热情，“坐坐坐！这几位是……”
“我朋友孙建军、赵志刚、王刚。”林卫东介绍，“都是做生意的。”
“好好好，坐。”陈老四招呼，“介绍一下，这位是工商局的李科长，这位是温州商会的钱会长。”
工商局？商会？林卫东心里一动。陈老四把这些人请来，是什么意思？
“李科长，钱会长，你们好。”林卫东礼貌地打招呼。
“小同志很年轻嘛。”李科长打量着林卫东，“听老陈说，你这次带了五万面额的券？”
“是的。”
“大手笔。”钱会长开口了，声音很沉稳，“年轻人有魄力。不过……温州这边，最近查得严。特别是大额国库券交易，得正规。”
“我们手续齐全。”林卫东说，“公司执照、介绍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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