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点，林卫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他披衣下床，轻手轻脚走到外间，拿起电话。是孙建军从深圳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嘈杂。
“卫东，出大事了。”孙建军语气急促，“今天晚上，罗湖那边抄了三个国库券黑市点，抓了十几个人。我亲眼看见，公安把人铐上警车，货全没收了。”
林卫东睡意全无：“什么时候的事？”
“就两小时前，九点多。”孙建军说，“现在整个深圳的圈子都炸了，价格狂跌。下午还九十六的券，现在九十二都没人要。都在抛货，怕被查。”
“你手里还有多少货？”
“还有四万面额，下午出了三万，本钱收回来了，赚了六千。”孙建军说，“剩下这四万，现在出不掉。我认识的几个下家，电话都不敢接。”
林卫东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九月的滨城，夜风已经有些凉了。
“建军哥，你听我说。”他冷静下来，“第一，剩下的货，不要急着抛，等风头过去。第二，你人马上离开深圳，去广州待几天。第三，咱们在深圳的线，暂时全断，等我的消息。”
“行，我听你的。”孙建军说，“不过卫东，这波打击，我听说不只是深圳。上海、温州、武汉，都在动。怕是全国性的。”
“我知道了。你先撤，安全第一。”
挂了电话，林卫东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纺织厂家属院的灯火稀疏，大部分人已经睡了。但此刻，不知有多少像他一样的倒爷，正在为这个消息彻夜难眠。
国库券生意，到头了。
虽然早有预感，但真到这一天，心里还是沉甸甸的。这生意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救了父亲的命，让妹妹能上学，让公司能起步。现在，这条路要断了。
但他不慌。因为早就准备了后路——服装厂。
只是，转型的速度要加快了。
第二天一早，林卫东先去了公司。刘建军已经到了，正在整理昨天的账目。看到林卫东，他站起来：“林经理，昨天出车的账记好了。运费收入三百二，油费支出八十，过路费四十，净利二百。”
“好。”林卫东点头，“建军，从今天起，公司的现金流水每天下班前向我汇报一次。大额支出，超过五百的，必须我签字。”
“是。”刘建军记下。
“刚子他们呢？”
“刚子去服装厂了，李强和王刚跟赵叔出车去沈阳还没回来，张卫国在仓库盘点。”
“行，你忙吧。”
林卫东又去了服装厂。刚到厂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争吵声。
是陈师傅的声音，很少见他这么激动：“……这叫什么活儿？线是歪的，扣眼是斜的，袖子一长一短！这样的衣服也敢交上来？”
接着是一个女工带着哭腔的声音：“陈师傅，我……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做了十几年衣服，都是这么做的……”
“做了十几年还做成这样？”陈师傅更气了，“你看看这针脚，稀得能插进筷子！这线头，比你的头发还长！这样的衣服，穿出去是丢咱们厂的人，丢咱们滨城的人！”
林卫东走进去。车间里，工人们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这边。陈师傅手里拿着一件做好的工作服，气得脸色发白。对面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工，低着头抹眼泪。
张厂长站在中间，左右为难。
“怎么回事？”林卫东问。
“林经理，你来得正好。”陈师傅把衣服递过来，“你看看这件，能叫衣服吗？我定的标准，每厘米12-14针，她这最多8针。线头六处没剪，扣眼锁边乱七八糟。就这样，她还说做了十几年都这样。”
林卫东接过衣服，仔细看。确实，问题很多。但看那女工的样子，也不像故意偷懒。
“这位大姐，你叫什么名字？”林卫东问。
“我……我叫王秀英。”女工小声说。
“王大姐，陈师傅说的这些，你知道是问题吗？”
“我……我知道。”王秀英眼泪掉下来，“可我以前就这么做的，也没人说不行啊。现在突然要这么细，我……我做不来。”
“不是做不来，是不想学！”陈师傅说，“我昨天讲了半天，手把手教，你就是不听。觉得老师傅，有经验，不用学。你这经验，是坏经验！”
“陈师傅，您消消气。”林卫东劝道，又对王秀英说，“王大姐，陈师傅要求严，是为咱们厂好，也是为你们好。手艺好了，到哪儿都吃香。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别做整件了，就练基本功。针脚练密了，线头练净了，再上工。练功期间，工资照发，但不计件。”
王秀英愣住了：“还……还发工资？”
“发。”林卫东说，“但您得认真练。陈师傅，您给王大姐定个标准，练到什么程度能上工，您说了算。”
陈师傅脸色缓和了些：“行，既然林经理说了，我就再教。但丑话说前头，练不好，就一直练。咱们厂，不能出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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