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月”的信引发的关于自由与平等的清新之风尚未完全吹散山城的沉闷，第三封，也是贾玉振预告的最后一封“未来回信”，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沉重到令人窒息的方式，轰然降临。
这一次，《希望周刊》头版没有诗意的引题，只有一行黑体加粗、触目惊心的文字：
“一个‘国贼’后代的痛苦自白：我的血脉，我的原罪”
刊载的，并非贾玉振以未来口吻写的回信，而是一封据称是“来自未来，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汪姓青年’的求助信”。
这封信，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直接剜向了时代最溃烂的伤口。
“编辑先生，贾先生，各位活在当下的同胞们：
请原谅我的冒昧与打扰。我写下这封信时，手在发抖，心在滴血。
我姓汪，这个名字，在我的家族里，是一个沉重的诅咒，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
在我二十二岁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太爷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家里的老相片上，他穿着体面的长衫，目光似乎带着几分威严。
长辈们对他的过往讳莫如深，只含糊地说他曾在动荡年代‘做过大事’。
我曾天真地以此为傲。
直到前年，老家祠堂翻修，重订族谱。
我怀着几分好奇和期待前去帮忙，想亲眼看看太爷爷的名字被庄重地记录在册。
然而，当我翻到属于我们这一支的那一页时，整个人如遭雷击。
太爷爷的名字，没有被工整地书写。
那里，只有一团浓黑肮脏的墨迹，粗暴地覆盖了原本的字迹，仿佛怕它玷污了洁白的纸页。
墨迹旁边，是用一种决绝的笔力，写下的两个小字：
国贼。
我当场僵住，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家族里一位最年长的叔公，看着我苍白的脸，叹了口气，用拐杖重重杵着地面，说出了那段被刻意掩埋的往事：“你太爷爷…当年，给日本人做事，帮着祸害自己人…是汉奸！”
从那一天起，我的天塌了。
‘汉奸的孙子’——这顶帽子，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把我死死压在下面，永世不得翻身。
家族祭祖，我们这一脉被明令禁止参与。
长辈们说，我们‘骨头软，血是脏的’，不配跪拜列祖列宗。
我只能远远看着，看着其他支系的族人香火缭绕，跪拜如仪，而我们，像被驱逐的孤魂野鬼。
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消息就传开了。
同学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看，就是他祖宗，帮着鬼子杀自己人。’没有人和我一起打球，没有人和我同桌吃饭。我像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疫携带者。
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活在这个阴影下。
他勤劳，本分，试图用汗水洗刷原罪，但没用。
他一生郁郁寡欢，不到五十岁就撒手人寰。
临终前，他抓着我的手，眼睛瞪着虚空，反复念叨着：‘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硬气一点…为什么…’
我恨！
我恨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太爷爷！
我恨他为什么不能像别人家的先辈一样，哪怕穷困，哪怕战死，至少留下一个清白的身后名，让子孙后代能挺直腰杆做人！
我恨他为了一时的富贵或者苟活，就把子孙后代都拖进了这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深渊！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被你们看到。
我只是想问，想对着所有这个时代可能正在犹豫、正在苟且、正在试图走那条‘捷径’的人，发出我最绝望的呐喊：
看看我！
看看我的下场！
看看这被逐出宗族的凄凉！
看看这被人戳脊梁骨的痛苦！
看看这父辈郁郁而终的悲剧！
看看我这暗无天日、仿佛生来就有罪的人生！
一时的富贵，一时的权势，换来的就是子孙后代永远洗刷不掉的骂名和永远无法摆脱的歧视！这值得吗？！
你们的骨头，为什么就不能硬一点？！
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被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一样，哪怕粉身碎骨，也留下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
求求你们了…
别再制造像我这样的后代了…
一个痛苦不堪的‘汪’姓后人
（此信由贾玉振先生收悉并酌情公开，以警世人）”
这封信，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没有未来的美好许诺，只有一个人、一个家族被“汉奸”二字彻底摧毁的、血淋淋的现实。
它像一面残酷的镜子，映照出背叛民族最直接、最私密、也最无法逃避的代价。
这封信造成的震撼，远超之前任何一篇雄文。
茶馆里，人们不再激动地议论，而是陷入一种沉重的静默。
良久，才有人重重一拍桌子，啐道：“该！当汉奸，就该是这个下场！祸害子孙，断子绝孙！”
市井街巷，寻常百姓家，父母教育不听话的孩子，都会加上一句：“再不好好做人，将来就像那信里写的，让你的娃都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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