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鄂西前线，日军第39师团某联队指挥部
联队长岛田少佐放下手中的电话，眉头紧锁。电话是师团参谋部打来的，传达的命令很奇怪：“即日起，暂停大规模进攻作战，以巩固现有防线、清剿小股游击队为主。
另，各部队需加强‘文化纪律’，禁止官兵传唱、传播某些‘非战意’音乐……”
“文化纪律？”岛田低声重复，觉得荒诞。
战争打了这几年，皇军什么时候在乎过士兵唱什么歌？
他走到作战地图前。地图上，红色和蓝色的箭头犬牙交错，他的联队在过去半个月里推进了十二公里，虽然代价不小，但势头正好。上面突然叫停，实在蹊跷。
“联队长。”情报官推门进来，递上一份简报，“侦察队报告，昨夜对面支那军阵地，有多处传来口琴声，旋律相似，似乎是同一首曲子。
另外，我们在监听支那军无线电时，偶然截获一段音乐广播——是重庆电台的节目，内容是一首中文情歌。”
岛田接过简报，扫了一眼：“情歌？”
“是的。歌词大意是关于爱情和等待，旋律……很柔和。”
情报官斟酌着词句，“奇怪的是，我们自己的士兵中，似乎也有人私下在哼类似的调子。
昨晚三中队有个士兵在哨位上小声唱，被曹长发现，训斥了一顿。”
岛田走到窗边。指挥部设在半山腰的一座祠堂里，窗外能看见层层叠叠的山峦，秋色已深，枫叶红得像血。
远处，双方阵地的交界处，今天异常安静，连往常每天定时进行的炮火试探都停了。
太安静了。
安静得让人不安。
他回到桌前，翻开自己的战地日记，写下：
十月二十八日，晴。接师团令，暂停进攻。原因未明。
对面支那军阵地夜间常闻乐声，疑为同一旋律。
我军士兵间亦偶有哼唱，军纪部门已注意。
上级强调“文化战暂缓”，奇怪。战争何时需要为音乐让路了？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忽然想起什么，问情报官：“那首歌……有录音吗？”
“截获的广播信号质量很差，但技术部门尝试做了记录。联队长要听吗？”
岛田沉默片刻，点头：“拿过来。”
十分钟后，一台笨重的磁带录音机被搬进指挥部。
情报官按下播放键。先是一阵沙沙的噪音，然后，断断续续的歌声传出来。
中文他听不懂，但旋律像山间的溪水，清冷，蜿蜒，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
副官在一旁低声翻译歌词大意：“……爱你一万年……不只是一句誓言……若我倒在某个无名山顶……最后的气息仍会拼成……你的姓名……”
岛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歌声放完了。
指挥部里一片寂静，只有录音磁带空转的嘶嘶声。
良久，岛田挥挥手：“拿出去吧。”
录音机被抬走。
岛田独自站在地图前，看着那些代表敌我力量的箭头。
忽然，他想起家乡京都的秋天，想起妻子和歌子，想起出征前夜，她默默为他整理行装，最后只说了一句：“请务必活着回来。”
那时樱花刚落，如今枫叶已红。
他摇摇头，甩开这些不合时宜的念头，对门外喊道：“传令各大队：执行师团命令，转入防御。另，加强阵地巡哨，防止支那军趁机偷袭。”
武汉，日军“梅机关”机关长办公室
影佐祯昭大佐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重庆情报站发来的密报。
密报很详细，记录了贾玉振近一个月的活动：出席唱片发布会、接受电台专访、在《七月》杂志发表新诗、与文艺界人士聚会……末尾总结：“目标近期专注情歌创作及传播，未发表任何政治性言论，与中共驻渝人员接触限于文艺交流，未发现异常。”
办公桌对面，情报参谋小野中佐笔直站立，等待指示。
“小野君，”影佐缓缓开口，“你怎么看？”
小野毫不犹豫：“大佐，这是绝佳机会！此人之前发表《未来之书》《绝望之花》，煽动性极强，对我‘圣战’宣传造成很大干扰。
如今他沉溺于儿女情长，正是清除隐患之时。
我建议启动‘猎星计划’备用方案，派人执行暗杀。”
影佐没有立刻回答。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汉口江滩，长江浩浩东去，江面上日本海军的炮艇在巡逻。
更远处，被炸毁的江汉关钟楼只剩下焦黑的骨架，指向天空，像一截断指。
“小野君，你听过他的歌吗？”影佐忽然问。
小野一愣：“属下……没有。”
影佐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唱片，放进桌上的留声机。
这是“梅机关”技术部门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山城情笺》拷贝，日文翻译稿就压在玻璃板下。
歌声流淌出来。
是《万年》的日文填词版，请了上海租界的日本侨民音乐家重新编曲，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歌词改得更符合“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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