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像野火一样开始蔓延。
第一把火：“希望皂”
希望基金的肥皂作坊一直生产一种廉价的“希望皂”，主要卖给贫民和难民。10月10日起，所有“希望皂”的包装纸上，都印上了《我和我的祖国》的简谱和第一段歌词。
包装纸是粗糙的草纸，油墨也不均匀，但字迹清晰。买肥皂的人，会把包装纸小心展平，带回家，贴在墙上，或者教孩子认谱。
很快，重庆的街头巷尾开始响起零星的哼唱。卖菜的大妈一边择菜一边哼，拉车的车夫一边跑车一边哼，连学校里的孩子做课间操，都不自觉地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第二把火：江湖网络
冯四爷把歌词抄了五十份，交给手下的袍哥兄弟。这些人走南闯北，码头、车行、茶馆、客栈，哪里都去。
于是，嘉陵江边的码头工人在卸货间歇，会围坐在一起，由一个识字的老先生教唱。
朝天门的茶馆里，说书先生在讲完一段《岳飞传》后，会带头唱一遍。
甚至远在成都、昆明、贵阳的江湖兄弟，都收到了传抄的歌词。
“四爷说了，这歌得传，”一个码头工头对兄弟们说，“贾先生写这歌时，窗开着，对面楼可能架着枪。咱们唱的时候，也得把胸膛挺直了唱。”
第三把火：红色电波
何三姐收到了地下党传来的密信：希望获得《我和我的祖国》的完整词曲，用于宣传。
贾玉振没有犹豫，亲自抄了一份，交给何三姐。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首歌将通过中共的地下电台，传向延安，传向各个根据地。
三天后，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几个年轻的广播员围着一台简陋的发报机，用摩尔斯电码发送《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滴滴答答的电波声穿透夜空，传向华北、华中、华东……
第四把火：前线回声
10月下旬，鄂西前线，国军第79军某连阵地。
战壕里泥泞不堪，士兵们蜷缩在掩体后，等待下一轮进攻。
连长姓陈，是个黄埔十四期的年轻军官。他巡视阵地时，听到某个掩体后传来低低的哼唱声。
他走过去，看见三个士兵挤在一起，中间摊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希望皂”的包装纸。
“唱的什么？”陈连长问。
三个士兵慌忙站起来。其中一个嗫嚅道：“报告连长，是……是重庆传来的歌，叫《我和我的祖国》。”
陈连长拿起那张包装纸。油墨已经模糊，但还能辨认出歌词。他默默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教教我。”他说。
士兵们愣住了。
“我说，教教我。”陈连长重复。
于是，在鄂西前线泥泞的战壕里，四个浑身污泥的男人，用压得很低的声音，一遍遍学唱那首歌。
声音嘶哑，走调，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
第二天，陈连长在战前动员时，没有说那些空洞的“为国捐躯”，而是说：
“弟兄们，我昨天学了一首歌。歌里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想了想，确实是这样——咱们脚下的这块泥巴，是祖国的泥巴；咱们头顶的这片天，是祖国的天。鬼子想抢走的，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咱们祖祖辈辈活着的这片土地。”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今天，咱们不是为了什么主义打仗，是为了咱们的泥巴，咱们的天，咱们的祖国。会唱那首歌的，待会儿冲锋的时候，给我唱起来！不会唱的，听着！”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
但冲锋号响起时，阵地上真的响起了歌声。起初是零星几个声音，后来汇成一片：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歌声中，士兵们跃出战壕。
有人倒下，歌声停顿一瞬，又立刻被更多的声音接上。
战斗结束后，陈连长在战报中写道：“今日之战，士气为数月来最高。问士兵为何，答曰：唱《我和我的祖国》时，觉背后非一壕一堑，乃整个中国。”
这份战报被层层上报，最终摆在了重庆某位高官的案头。
国民党宣传部很快注意到了这首歌。
一次内部会议上，宣传部长王世杰拿着“希望皂”的包装纸，眉头紧皱：“这首歌……影响力太大了。重庆街头十个人里，至少有三个会哼。前线也开始传唱。但问题是，它是贾玉振写的。”
“我们可以把它收编，”一个下属建议，“宣布《我和我的祖国》为官方抗战歌曲，组织专业音乐家重新编曲，广泛推广。这样，歌还是那首歌，但就成了党国的歌。”
王世杰沉吟：“贾玉振会同意吗？”
“不需要他同意。我们宣布了，他还能反对？反对就是反对抗战。”
计划很快实施。10月28日，《中央日报》刊登文章，称《我和我的祖国》“体现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精神”，将其列为“推荐抗战歌曲”。
电台开始播放重新编曲、由专业歌唱家演唱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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