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国内暂时用不上这么多‘专业人士’，放着也是浪费。”他略一思索，便有了主意。他通过系统指令，将这支新到的雇佣兵团队，连同之前12月签到获得的那支35人顶尖雇佣兵小队，合并整编，组成了一支更具规模的“国际安保公司”（名义上）。
然后，他利用自己日益广阔的情报网络和某些隐秘渠道，将这支70人的精锐队伍，悄无声息地派往了此时正战火纷飞、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中东地区。
指令很简单：低调渗透，建立据点，搜集情报，必要时接受“特殊”委托，最重要的是——合法（尽可能）地赚钱，并寻找机会发展壮大。 这算是成志贤在海外布下的一枚闲棋冷子，或许将来能派上大用场。
处理完这件“小事”，他将注意力转回国内的肃清行动。
仁川的邪教组织果然“不负众望”，跪得比想象中还快。或许是被釜山的坦克履带和委员会的狠辣手段彻底吓破了胆，没等成志贤的大队人马完全展开，许多组织就已经自行解散，头目潜逃，留下些小鱼小虾和一堆烂摊子。
委员会的调查和抓捕工作，在仁川本地官员（急于表现）的“积极配合”下，推进得异常顺利，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不到一周时间，仁川地面主要的邪教势力就被清扫一空，效率高得让成志贤都觉得有点“不过瘾”。
“看来恶名也是有好处的，至少能省不少子弹和口水。”成志贤在离开仁川前，对朴秘书如此评价。
下一个目标是东南部的重要城市——大邱。这里的民风相对保守，情报显示，邪教组织在这里的存在形式也与釜山、仁川不同。他们不那么张扬，不搞大规模街头活动，更像是一种深入社区的、低调的渗透和心灵控制，根子扎得深，但表面上风平浪静。
“这种藏在皮肤下面的暗疮，比表面的脓包更难处理。”成志贤在前往大邱的车上分析，“不能再用坦克开路那一套了，容易打草惊蛇，也容易误伤。得用细筛子，慢慢筛，一点点把沙子里的铁屑吸出来。”
抵达大邱后，成志贤没有立刻大张旗鼓地行动。他召开了委员会会议，决定改变策略。
“金科长，”他看向审讯与心理专家金在俊，“大邱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精细操作。你擅长心理分析和线索深挖，这里的扫尾和深耕工作，就交给你来主导。委员会和当地警方资源随你调配，但要记住——稳、准、细。我要的不是一时的干净，是要把这里的土壤都翻一遍，确保没有漏网之鱼，也没有死灰复燃的空间。”
“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金在俊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如同发现新猎物般的专注光芒。对他而言，对付这些隐藏很深的“心理操控者”，比对付那些喊打喊杀的狂信徒更有挑战性，也更能发挥他的“专业特长”。
成志贤在大邱坐镇几天，确定了行动基调和金在俊的初步方案后，便留下大部分人手，自己带着核心团队和部分护卫，前往下一个目标——大田市。
大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这里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邪教组织往往与部分官员、甚至一些企业主有着较深的利益绑定，形成了更复杂的保护网。他们或许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但掩盖罪行、通风报信、施加阻力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然而，这一次，面对携带着“釜山模式”威名、手握“自主定罪”尚方宝剑、身后还隐隐有军队阴影的成志贤委员会，大田的这些“地头蛇”和“保护伞”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无力。
他们不敢铤而走险。刺杀？想想釜山那个枪手的下场，以及随之而来的钢铁洪流，就让人不寒而栗。公开对抗？那等于是把“造反”的标签自己贴到脑门上，正好给了委员会动用“最终手段”的借口。
于是，大田的邪教组织和他们的关联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策略：掩盖与蛰伏。
· 所有公开的邪教活动立刻停止。
· 账本、名单等敏感资料被更加隐秘地藏匿或销毁。
· 核心成员化整为零，分散潜伏。
· 与官员、企业主之间的非正常往来被迅速切割或转入更地下的状态。
· 他们寄希望于委员会只是“一阵风”，刮过去就完了，等风头过去再出来活动。
可惜，他们低估了成志贤的决心和委员会的能力。在成志贤看来，这种“装死”行为，不过是把显性的脓疮暂时压成了暗性的肿瘤，危害可能更大。
抵达大田后，成志贤看着当地提交上来（经过美化）的“邪教组织已基本肃清”报告，冷笑一声。
“一手拿着剑（武力威慑），一手拿着圣旨（自主权），他们以为把头埋进沙子里，我就看不见了？”他对朴秘书和影一吩咐道，“通知委员会各小组，还有我们的人，撒开网，从经济往来、通讯记录、人员社会关系、甚至垃圾处理记录入手，给我一寸一寸地挖！他们想冬眠？我就把他们从洞里一个一个揪出来，看看是他们的龟壳硬，还是我的锤子硬！”
大田的“静默战争”，在一种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态势下，悄然展开。委员会如同一台精密的探测仪，开始扫描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可疑角落。而那些自以为隐藏得很好的“地头蛇”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绝对的信息优势和降维打击般的权力面前，他们的“蛰伏”有多么可笑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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