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坦克履带的轰鸣声和委员会铁腕的精准打击下，釜山地面上的邪教组织，如同被巨型除草机碾过的野草，一片狼藉，元气大伤。这场持续数周、力度空前的“大扫除”，给釜山市民和残余的歪门邪道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者说，心理阴影。（军队的作用更多是威慑）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次从首尔来的“钦差大臣”和他领导的委员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带着警察、特工甚至军队，而在于他们手中那近乎无限的权力。
警察抓人需要证据链，特工行动有时也得遮遮掩掩，军队出动更是需要严格程序。但这个“肃清邪教特别行动委员会”不一样。
他们手里有全小将亲授的“尚方宝剑”，拥有从情报搜集、人员抓捕、证据审核到初步定罪的“一条龙”自主权。效率高得吓人，程序……嗯，他们的程序就是“委员会认定”。
这种集公检法部分权力于一身的模式，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目标时，展现出的威力是毁灭性的。
釜山的邪教残余分子私下流传着一句话：“宁可被警察抓十次，也别被委员会盯上一次。” 因为被警察抓，你还有机会请律师、走程序、拖时间；被委员会盯上，很可能下一秒就被定性为“邪教骨干”、“社会毒瘤”，然后直接“处理”了。
当然，成志贤也并非一味嗜杀。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分类处理”原则。
对于那些只是被裹挟参加、洗脑不深、没有实质性恶行的普通信徒，委员会在甄别后，大多予以训诫、罚款或短期社区服务后释放。成志贤对手下说：“我们的目标是铲除毒瘤组织，不是制造恐慌和扩大打击面。这些人更多是受害者，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那些被洗脑较深、思想顽固，但尚未犯下严重罪行的中层人员或狂热信徒，成志贤则启动了另一套方案。他利用资源和权限，紧急组建了一个由心理学、社会学专家组成的“思想疏导与矫正团队”。
这些人被集中送到特定的教育营（对外称“社会回归辅导中心”），由专家们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思想矫正和社会价值观重建。虽然过程可能不那么“舒适”，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摆脱精神控制、回归正常社会的途径。
成志贤称之为“废物回收再利用，说不定还能炼出点钢来”。
至于那些教派高层、核心骨干、罪行累累的打手、以及像刺杀事件中那种被彻底洗脑的狂热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证据确凿，罪大恶极，委员会快速裁定，军事法庭（或特别法庭）迅速核准，然后便是清脆的枪声。他们的非法财产，自然被悉数查封、没收，充实了国库，也部分用于补偿受害者和支持“疏导团队”的运作。
这一手“抄家灭派”，既铲除了祸根，又充实了腰包，堪称高效。
釜山本地的官员们，早在成志贤遇刺、军队开进来的时候，就吓得魂飞魄散，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与所有可疑组织的“切割手术”，撇清关系比撇油花还利索。甚至有不少人主动跳出来，充当委员会的“带路党”，积极提供线索，生怕慢了一步就被归入“保护伞”行列。因此，整个行动对釜山本地官僚体系的冲击，反而比预想中小。
当釜山的天空逐渐恢复清朗，街道上再也看不到那些散发怪异传单、眼神空洞的“信徒”时，成志贤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仁川。
仁川，这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和首都圈门户，早已风声鹤唳。釜山发生的事情，通过各种渠道（官方通报、小道消息、乃至夸张的民间传说）早已传遍。那里的邪教组织可没有釜山同行们最初的“硬气”，更多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听说首尔来的‘活阎王’下一站就是我们这儿！”
“完了完了，连军队坦克都出动了！”
“赶紧把账本烧了！把人散了！”
“现在散还来得及吗？委员会好像不怎么看程序……”
“要不……咱们自首？”
仁川的阴暗角落里，弥漫着恐惧和绝望。不少中小型教派开始自动瓦解，头目跑路，信徒作鸟兽散。但也有些自以为根基深厚、或者抱有侥幸心理的，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和隐藏。
成志贤带着他的委员会、部分特殊情报局精锐，以及那支象征意义巨大的坦克部队（部分），浩浩荡荡开赴仁川。他知道，有了釜山的“样板”，仁川的工作可能会“顺利”很多，但也需要防止狗急跳墙和更隐蔽的抵抗。
站在前往仁川的车队前，成志贤对身边的影一和朴秘书笑了笑：“看来，咱们的‘恶名’已经传开了。也好，省了不少口水。告诉仁川方面，准备接驾吧。希望他们能比釜山的朋友们……更懂事一点。”
仁川的“大扫除”，在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中，即将拉开序幕。而这一次，很多“蟑螂”可能连露面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了。
时间进入三月。月初的签到如期而至，这次获得的是一支35人的顶尖雇佣兵团队，同样自带绝对忠诚属性。成志贤看着这份“国际人才”清单，摸了摸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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