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委员会那套在城市里无往不利的“情报先行、精准抓捕、快速审判”模式，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案例一：金川里，一个三百多人的中型村落。
调查组锁定了该村一个以“祖传秘方治病、沟通先祖”为名的小型迷信团体，头目正是村里辈分颇高的“三叔公”。当穿着制服的外地警察和委员会调查员进村，试图传唤“三叔公”问话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先是村口被几十个扛着锄头、扁担的壮年村民堵住，虽然不敢直接攻击，但态度强硬：“三叔公是俺们村的长辈，给好多人瞧过病，你们凭啥抓人？”
接着，村里的妇女老人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
“政府的人咋跑俺们这穷乡僻壤来欺负老人？”
“三叔公是好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俺们村的事，俺们自己管！”
带队的调查组组长试图解释“三叔公”涉嫌利用迷信诈骗钱财、延误病情，但村民们更愿意相信看着他们长大的“自己人”。最后，连本地的片警都面露难色，偷偷对调查组长说：“领导，这事儿……不好硬来啊。这金川里的人都姓金，抱团得很。真闹起来，不好收场。”
案例二：更极端的，是情报显示在更偏远的山区，有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子，其村长本人就是一个邪教分支的“教主”。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老弱妇孺几乎都是信徒，整个村子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政府的影响力在这里微乎其微，派去的基层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强行进村抓人？很容易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对抗。村民们或许不懂法，但宗族观念和排外情绪一旦被点燃，后果难以预料。到时候，委员会要对付的就不只是几个邪教头目，而是成百上千被煽动起来的普通农民，这显然违背了行动的初衷，也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他娘的，这比对付首尔那些装神弄鬼的家伙还麻烦！”一位从城市调来的行动队员忍不住抱怨，“在这里，拳头不好使，法律条文他们也不太认，就认族谱和辈分！”
消息传回指挥部，成志贤并没有暴怒，反而陷入了沉思。他早就料到乡村工作不会轻松，但宗族势力的顽固和排外性还是超出了预期。
“看来，在城市里我们是外科手术，到了这里，得变成中医调理了。”成志贤对围拢过来的核心成员说，“硬骨头得用巧劲，厚冰层得用温水慢慢化。”
他调整了策略：
1. “刮骨”而非“砍头”： 暂时放弃大规模进村直接抓捕的模式。改为由精干的情报人员（最好是本地籍或熟悉方言的）化装潜入，秘密调查，固定核心人物的犯罪证据，尤其是经济诈骗、人身伤害等实实在在的罪行，避免纠缠于“迷信”本身。
2. 分化瓦解，争取多数： 重点接触村里那些并非核心信徒、或者利益受损的村民（比如被“神药”坑了钱的，被耽误病情的），暗中收集他们的证词，给予保护承诺。同时，尝试与村里那些有威望、相对开明的长辈或外出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或中立。
3. 借助“官方”名义，循序渐进： 不再以“肃清邪教委员会”的强硬面孔直接出现，而是通过郡、面（乡镇）一级的正式政府渠道，以“整顿乡村医疗乱象”、“打击封建迷信诈骗”等更易被接受的名义开展工作。先派医疗队、文化宣传队下乡，提供真正的服务和科普，慢慢建立信任，削弱邪教和宗族头目的影响力。
4. 精准打击“七寸”： 一旦证据确凿，且初步争取了部分村民支持后，再选择时机，以地方政府联合执法（委员会力量暗中支持）的名义，对核心头目实施精准拘捕。行动要快，抓捕后立刻带离村庄，避免在村里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公开宣布其具体罪行（诈骗钱财、害人性命等），并展示证据，让其他村民看清其真面目。
5. 后续跟进，防止反弹： 清理头目后，立刻跟进善后。退赔被骗钱财（如果可能），安排正规医疗，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普法宣传，防止其他势力填补真空或头目残余势力反扑。
“这是一场耐心和智慧的较量。”成志贤总结道，“我们要的不是表面上打掉几个村子，而是要真正改变这里的土壤，把被宗族和迷信遮蔽的人心争取过来。刀子要快，但下手要准、要稳，得像刮骨疗毒一样，一点点把烂肉剔掉，而不能把好肉连着一块砍了。”
新的指令下达，委员会的乡村肃清行动进入了更细致、也更考验耐心的“文火慢炖”阶段。调查员们收起制服，换上便装，学着用当地方言唠家常；宣传队带着放映机和科普手册走村串巷；基层干部被要求更主动地深入群众……
进展缓慢，挫折不断，但成志贤知道，这才是根治乡村邪教痼疾的正确路径。在这片政府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广阔天地”里，他需要使用的不是坦克和大炮，而是更坚韧的耐心、更灵活的策略，以及一把既能剔除恶瘤、又能尽量保全肌体的“手术刀”。这场深入社会毛细血管的战争，注定比城市里的闪电战更加漫长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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