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第一场雪在腊月中旬就落了下来,军区家属院的槐树枝上积了层薄薄的白霜,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连院里的煤炉都得从早烧到晚,才能勉强抵挡住寒意。聂红玉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一边给煤炉添煤,一边听着沈廷洲从部队带回来的消息 —— 他今天开会,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之前大力推进的 “后勤正规化” 突然放缓,领导讲话里多了些 “注意政治风向”“稳扎稳打” 的措辞,连之前计划推广的 “家属院食堂优化方案”,也被暂时搁置了。
“红玉,今天会上李副司令没怎么说话,散会时他悄悄跟我说,让我最近多注意家里,别太冒头。” 沈廷洲坐在炕边,手里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语气里带着点困惑,“我问他是不是有啥变动,他只说‘再等等看’,没多解释。你说,是不是政策又要变了?”
聂红玉手里的煤铲顿了顿,心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她是穿越过来的,清楚记得 1975 年底到 1976 年初的历史脉络 ——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会遭遇波折,社会氛围会有短暂的紧张,虽然她不确定具体会影响到哪一步,但 “未雨绸缪” 总是没错的。在黄土坡的经历让她明白,越是动荡的时候,“物资” 和 “认知” 越是底气 —— 有粮有布,家人能安稳过日子;懂政策懂趋势,才能在变动中抓住机会,而不是被时代浪潮裹挟。
“廷洲,不管政策变不变,咱们多备点物资总没错。” 聂红玉把煤炉盖好,走到炕边坐下,语气平静却坚定,“冬天路滑,万一雪下大了,供销社和生产队送不了货,咱们手里有粮有布,心里不慌。而且小石头还在长个子,明年春天的衣服现在就能准备,布料多买些,也能省点布票。”
沈廷洲虽然不完全明白妻子的 “预感” 从何而来,但他信任聂红玉的判断 —— 从黄土坡的养猪场到家属院的食堂优化,她的每一次 “准备” 都没错过。他点了点头:“行,听你的。这个月我的工资发了 38 块,加上你食堂顾问的 20 块,一共 58 块,你看着安排。票证也都在抽屉里,布票还有 8 尺,粮票 15 斤,油票 3 两,你要是不够,我再跟后勤科问问,能不能多申请点。”
柳氏在旁边缝补衣服,听到这话抬起头:“红玉,买是该买,可别买太多浪费了。咱们在黄土坡苦惯了,现在日子刚好过点,别把钱都囤成东西,万一用不上,不白瞎了?” 她这辈子过怕了穷日子,总觉得钱揣在兜里才踏实,囤太多物资心里没底。
“娘,您放心,我不会瞎买。” 聂红玉笑着解释,“布料我买 4 尺棉布,给您做件新棉袄,您那件旧棉袄都穿了三年了,棉花都板结了;再买 2 尺花布,给小石头做件春装;剩下 2 尺留着备用,万一衣服破了能补。粮食方面,除了定量的,我再跟红星生产队的老周订 100 斤玉米、50 斤红薯干,冬天熬粥、做饼都能用,而且玉米和红薯干耐放,放半年都坏不了,就算雪下大了,也不用担心没吃的。”
她算得精细,既解决了家人的实际需求,又不会显得 “反常”——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冬天囤点粗粮、做件新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柳氏听着有理,不再反对,反而主动说:“棉布要选深灰色的,耐脏;花布选小碎花的,小石头穿着精神。我跟你一起去供销社,帮你挑挑,我眼神比你好。”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和柳氏裹着厚棉袄,踩着雪去了公社供销社。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整齐叠着各种颜色的布料,棉布 1.2 元一尺,花布 1.5 元一尺,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跟聂红玉熟 —— 之前集体买菜时,聂红玉帮她整理过家里的缝纫机,还教她做过红薯饼。
“沈媳妇,柳婶,这么冷的天还来买布啊?” 售货员笑着打招呼,从柜台里拿出几卷布料,“这深灰色的棉布是新到的,棉花足,做棉袄暖和;小碎花布也是刚进的,孩子们都爱穿。” 聂红玉接过棉布摸了摸,确实厚实,她指了指:“大姐,棉布要 4 尺,花布 2 尺。对了,您这儿有没有红薯干?我想多买些,冬天熬粥给孩子喝。”
“红薯干有,在后面仓库里,1 毛 2 一斤,你要多少?” 售货员很实在,“最近生产队送了不少来,你要是多买,我给你算 1 毛 1 一斤,算照顾你了。” 聂红玉心里高兴,赶紧说:“给我称 50 斤,麻烦您帮我装在两个布袋子里,我好拎。”
买完布料和红薯干,聂红玉又跟售货员订了 100 斤玉米,约定后天让老周用马车送到家属院 —— 老周的生产队离供销社近,顺便能帮忙拉货。柳氏看着聂红玉有条不紊地采购,心里的疑虑彻底消了,反而觉得女儿考虑周全:“你看这棉布,摸着多厚实,做棉袄肯定暖和。小石头要是知道给他买花布,肯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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