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大兴安岭，春天还没来。雪没化，冰没消，风从大黑山那边吹过来，还是冷得刺骨。但王西川看得出来，春天快到了——树梢上的芽苞鼓了，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喜鹊也开始在树枝上搭窝了。这些信号，山里人一看就知道，春天不远了。
王西川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而是心里老惦记着孙老头。过了年以后他去山里看过两回。第一回是正月初十，孙老头窝棚的门关着，叫了半天没人应。王西川把门推开，孙老头躺在炕上，盖着那床薄被子，脸色蜡黄。王西川问他咋样，他说没事就是有点累。王西川给他留了些吃的喝的，叮嘱他有事就下山来找他。第二回是正月二十，孙老头不在窝棚里，进山采药去了。王西川等到天黑他都没回来，只好留了个纸条，让他保重身体。
这几天，王西川心里越来越不踏实。他决定再去看一趟。
三月四号那天早晨，王西川跟黄丽霞说了一声，背着竹篓扛着猎枪带着大青进山了。大青走得很慢，喘气声很重，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喘。王西川也不催它，它歇他就歇，它走他就走。一人一狗走了将近两个时辰才到孙老头的窝棚。
窝棚的门关着。
王西川推了推门，门从里面顶住了。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使劲推了几下，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了。顶门的木棍倒在地上，门开了以后扑面而来一股发霉的气味，混着草药味和一种说不清的腐朽气息。
孙老头躺在炕上，盖着那床薄被子，脸朝着墙。王西川走过去，叫了一声“孙大爷”。孙老头没反应。王西川又叫了一声，还是没反应。他伸手去摸孙老头的额头，滚烫——比上回还烫，烫得烫手。
“孙大爷！”王西川把他的身子扳过来。
孙老头睁开眼睛，眼神浑浊，像隔了一层雾。他看了王西川好一会儿才认出来，“西川……你来了……”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嘴唇干裂得全是口子，有的还渗着血。
“你啥时候开始烧的？”王西川把棉袄脱下来给他盖上。
“不记得了……”孙老头摇了摇头，“两天……三天……不记得了……”
王西川的心往下沉。他摸了摸炕——凉的，冰凉的。灶是冷的，锅里还有半锅凉水。他掀开锅盖一看，锅底长了一层绿毛，至少两三天没生火了。床头柜上放着一碗硬邦邦的米饭，米饭上落了一层灰，旁边放着半碗咸菜，咸菜已经发霉了，长了一层白毛。
“孙大爷，你几天没吃东西了？”王西川的声音有点抖。
“不记得了……”孙老头闭着眼睛，声音越来越弱。
王西川不再问了。他从炕上把孙老头扶起来，给他披上棉袄，背起来就往外走。孙老头趴在他背上，轻得像一把干柴，肋骨硌得他后背生疼。王西川鼻子一酸——年前给孙老头那一千块钱，他肯定没舍得花，全攒着呢。
大青在前面带路。王西川背着孙老头，走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孙老头趴在他背上，不说话了，连呼吸都弱了。王西川怕他睡过去，时不时喊他一声，“孙大爷，别睡，跟我说说话。”孙老头“嗯”一声，算是回答。过了一会儿又不说话了，王西川又喊他，“孙大爷，你还记得韩把头不？”“记得……”“他跟你说过啥？”“说过……规矩……”孙老头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个快没电的收音机。
王西川不敢再让他说了，加快脚步往回赶。雪很深，有时候一脚踩下去没过膝盖，拔出来再踩下去，每一步都吃力得很。大青走在他前面，也在雪地里挣扎，四条腿陷在雪里，走得东倒西歪的。
一个多时辰的山路，王西川走了一个半时辰。到了卫生所的时候，他的棉袄湿透了，头发上的汗结了冰，白花花的像撒了一层盐。孙老头趴在他背上，已经烧得说胡话了。
王望舒在卫生所值午班，看见父亲背着孙老头进来，赶紧迎上来。她摸了摸孙老头的额头，“这么烫！”量了体温——四十度一。
王望舒的脸色变了。她赶紧给孙老头打退烧针，挂上吊瓶。血压也量了——高压八十，低压五十，心率每分钟一百二十多。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言不发地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
“望舒，孙大爷咋样？”王西川问。
王望舒没回答，把父亲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王西川听完以后脸上的表情凝固了，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
“爹……”王望舒看着他的脸色，欲言又止。
“我知道了。”王西川摆了摆手，“你先治。”
孙老头在卫生所住了三天。烧退了，但人还是不行。王西川每天都来看他，给他带饭。黄丽霞炖了鸡汤、煮了小米粥、蒸了鸡蛋羹，王如意放学以后端着饭盒送到卫生所。孙老头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了，只能喝点稀粥，喝几口就喘。
第三天，王望舒把王西川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她的眼睛红了，声音有点抖。“爹，孙大爷不只是感冒的事。我给他做了检查，他肺上不行了，肝上也不行。癌，扩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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