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皇的决断，在短暂的朝堂博弈与深思熟虑后，很快便化作了明发天下的煌煌诏书，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京城，并经由驿道系统，飞递江南。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北疆不宁，蛮族猖獗，纠合部众，大举犯边，烽烟骤起，社稷危殆。兹事体大，关乎国本，非重臣不足以镇之，非干才不足以应之。特晋靖安阁大学士、镇魔司少司使林轩，为北疆行军道副总管，兼领钦命监军使，赐天子剑，假节钺，节制北疆诸军钱粮监察、军纪法度，并协理军务，参赞机宜。望卿体朕苦心，不负重托，克日启程，火速北上，不得有误！钦此！”
这道诏书，用词庄重，权责明确，清晰地勾勒出林轩此次北上的身份与使命——核心是监军，但被赋予了远超前次、更为沉重且关键的权柄。
“北疆行军道副总管”这一实职军衔，意味着林轩正式进入了北疆前线最高军事指挥体系的核心层，不再是上次那样相对超然的观察员或特使，而是拥有了参与军机决策、分担指挥责任的正式职位。这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将他与北疆战局深度捆绑的象征。
“钦命监军使”的头衔，加上“节制北疆诸军钱粮监察、军纪法度”的具体授权，以及那柄象征着“如朕亲临、先斩后奏”无上权威的天子剑（诏书中特意提及“假节钺”，即授予代表皇帝行使诛杀之权的信物），这三者结合，赋予了林轩在军中极大的、近乎独立的监督权和处置权。他有权审计军费开支，核查粮草储备，弹劾乃至直接处置违犯军纪的将领，其权力触角直接伸向了军队最核心的命脉——后勤与纪律。
而“协理军务，参赞机宜”的职责，则给了他直接介入前线军事谋划、对战局发表意见、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主帅决策的合法通道和话语权。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极其微妙且至关重要的职位安排。夏皇的帝王心术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林轩并非取代靖北侯杨延昭的主帅地位，这避免了临阵换将可能引发的军心震荡和指挥体系混乱，也最大程度地尊重和安抚了久镇北疆、功勋卓着的边军将领集团。但同时，通过赋予林轩这位绝对忠诚于皇权的“天子近臣”以强大的监督、制衡甚至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否决主帅决策的权力，夏皇成功地在北疆军权体系中打入了一根强有力的“楔子”，既是对杨延昭的有效支援（分担压力、肃清内部），也是一种隐形的制约（防止边将坐大、尾大不掉），更深层的考量是确保这场关乎国运的战争，其最终胜利果实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央朝廷手中。
对于林轩而言，二次赴边，既是如山重任，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责任沉重如泰山。北疆局势远比上次秋猎时局部冲突要危急万倍，二十万蛮族大军倾巢而出，兵锋直指帝国命脉，镇远关危在旦夕。一旦防线崩溃，蛮族铁骑南下，生灵涂炭，国本动摇，他林轩便是千古罪人。他肩上的担子，比在江南应对经济风暴时更加直接、更加凶险。
机遇也蕴藏于危机之中。若能在此次倾国之战中，协助杨延昭稳住战线，甚至扭转战局，立下不世之功，那么他的个人声望和政治地位将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真正成为大夏王朝能够倚仗的柱石之臣，其影响力将彻底超越江南一域。同时，深入接触并参与指挥帝国最精锐的边军集团，与这些百战将士并肩作战，积累宝贵的军事经验和人脉，也是他拓展自身势力范围、夯实未来根基的绝佳机会。
诏书下达至江南巡抚衙门时，林轩接旨，神色平静，并无太多意外。他早已通过靖安阁独立的情报渠道，对北疆糜烂的局势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份主动请缨的密奏，也并非一时热血，而是基于情报研判后的深思熟虑和主动担当。
接旨后，他立刻雷厉风行地开始安排江南的后续事宜，时间紧迫，不容耽搁。
靖安阁的日常运作和情报监控，交由几位能力出众、忠诚可靠的核心干吏（如莫北川指定的副手）共同负责，确保江南官场、商界的稳定成果不被破坏，同时继续严密监视国师派系和七皇子残余势力的动向。
赵铁柱被他点名，作为贴身护卫和军事副手随同北上。这位看似憨厚、实则勇武过人且对自己忠心不二的兄弟，在之前的剿匪、整顿漕运乃至应对经济动荡中，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执行力和可靠的品质，是他在军事行动上不可或缺的臂助。
苏浅语闻讯，虽心中充满担忧与不舍，但她深知国事重于泰山，只是默默地为林轩精心准备好御寒的衣物、常备的药物以及干粮，千叮万嘱，眼中含泪，却强忍着不让他分心。
江南的士绅百姓得知林大人即将北上抗蛮，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聚集在巡抚衙门外和城门处，送上寓意吉祥平安的“万民伞”，焚香祷告，祈求他们爱戴的“林青天”能旗开得胜，早日凯旋。
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儿女情长或盛大告别，林轩以极高的效率将江南紧要事务交割完毕，便亲自点选了一支精干队伍。这支队伍人数不多，约五百人，却都是精锐：包括部分靖安阁擅长分析、侦查和特殊行动的好手，镇魔司中战力强悍、经验丰富的司使，以及由赵铁柱亲自从之前表现优异的漕丁、巡防营中挑选出的、忠诚勇悍的亲兵卫队。他们轻车简从，舍弃了不必要的仪仗和辎重，只携带必要的武器、文书、银两和少量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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