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夏王朝已然走过了近二十年的盛世光景。
这二十年，是史书上用浓墨重彩书写的二十年，是百姓从记忆深处都能翻出幸福细节的二十年。此时的天下，用“安康”二字来形容，最为贴切，也最为实在。
北方的草原，早已不是当年铁骑叩关的威胁。长城内外，榷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不止，胡汉杂居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汉家女儿嫁与草原儿郎，胡人少女嫁给中原少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到节日，草原的胡琴与中原的丝竹常常在同一片天空下奏响，毡帐旁也常见孩童诵读《三字经》的景象。草原的牛羊、毛皮，中原的茶叶、丝绸、铁器，在这里交汇流通，文化在交融中生出新芽，一片祥和。
西域，自那场大捷后，三十六国彻底臣服，不是慑于武力，而是诚服于大夏的气度与文明。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常年不绝，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穿越茫茫沙海，将大夏的瓷器、丝绸、纸张、茶叶，乃至新式的农具、书籍，远播至万里之外的拂林、大食。而拂林的玻璃、大食的香料、波斯的金银器，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夏。敦煌的壁画上，开始出现了新的题材——万国来朝，商贸繁盛。
南方的百越之地，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化与开发，早已不是瘴疠横生的蛮荒之所。官道通达，蒙学堂的读书声在山间回响，水稻一年三熟的技术推广开来，昔日的密林沼泽，如今是阡陌纵横的沃野，成为帝国新的、稳固的粮仓。百越各族与汉人通婚杂处，其独特的巫医、织锦技艺也融入了大夏的文化肌理。
东方的海面上，变化最为惊人。悬挂着大夏龙旗的巨舰，结合了灵术加固与新型帆舵设计，已能抵抗深海风浪。皇家与民间合营的海贸船队，最远已抵达那些皮肤黝黑的昆仑奴的故乡，带回了象牙、犀角、珍稀木料与一些具有奇异疗效的巫药。海路贸易的利润，支撑起了沿海数州的繁荣，也悄然改变着大夏“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
内部，经过近二十年持续不懈的教育普及，民智已开，气象一新。官立蒙学堂遍布各州县，朝廷承担大部分费用，确保寒门子弟亦能读书识字。科举取士，寒门子弟入仕为官者数不胜数，极大地改善了官僚队伍的构成，也打破了门阀对知识的垄断。朝堂之上，新鲜血液不断，带来务实之风。
科技与灵术的结合发展，已从二十年前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部下属的“天工院”与稷下学宫的“格物院”成为创新的双引擎。灵能驱动的“风行车”开始在一些大城市取代部分马车，虽然造价不菲，行驶时需沿特定铺设了导灵石的“车道”，且速度不算太快，但安静、平稳、无马匹粪便之扰，已是上流社会与富商的新宠。利用光影原理和微雕留影灵阵结合的“留影匣”，可以记录下短暂的、约莫十数息的影像，虽价格昂贵如宅邸，且成像模糊、需在暗室中通过特殊灯盏投射观看，却已不再是神话，至少证明了“留存影像”的可能性。医疗水平的提升最为惠及百姓，太医院与民间医馆合作，推广经过验证的汤方、针灸术以及结合灵术的“理气疗法”，使得许多曾经的绝症得以控制甚至治愈，产妇与婴儿的存活率大幅提高，人均寿命显着增长。
乡野之间，阡陌纵横，水利完善，鸡犬相闻，仓廪殷实。朝廷轻徭薄赋，又推广新式农具与轮作之法，农人负担大减，收获日增。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如今也能在农闲时，聚集在村社的“讲书堂”（由蒙学堂先生或识字的乡老主持），听人读朝廷邸报的通俗版或新出的《市井杂闻》，议论一下朝廷减免某地税赋的新政，或是远方番邦的奇闻趣事。
城市更是繁华。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夜市直至三更不散。因为治安良好，夜不闭户成为许多大城市的常态。勾栏瓦舍中，演绎着才子佳人的新戏，也传唱着二十年前那场惊天动地、如今已被神化的“镇魔之战”，圣王林轩的事迹被编成各种话本、戏曲，经久不衰。同时，由林轩奠基、经稷下学宫诸位大儒发扬光大的“新明学”道理，也被编成通俗唱词、启蒙故事，在民间悄然流传。
朝堂之上，在夏恒持续不懈的励精图治与铁腕整肃下，吏治虽不敢说清澈如镜、毫无瑕疵，但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贪腐之风已得到有效遏制。监察体系日益严密，舆论监督（主要通过邸报和士林清议）开始发挥作用。能吏干臣占据主流，务实、高效成为官场的新风尚。朝廷政令畅通，从中枢到州县，效率远超前代。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安康的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士农工商各安其位，文化繁荣，武力强盛，四夷宾服。史官们用夏恒的年号，将这段辉煌岁月命名为“永徽之治”，认为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工商兴旺，文教昌盛”，足以彪炳史册，超越前代所有公认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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